此举触及了与国资相关的法律边界。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涉及商标等核心资产的处置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而在娃哈哈现行股权架构下，杭州市上城区国资持股46%并握有一票否决权。2024年底，国资股东以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第43条为依据，否决了宗馥莉授权宏胜系使用“娃哈哈”商标的提议。

随后，各方进入拉锯。宗馥莉一方面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商标归集团自由使用，另一方面部署替代方案。今年9月流出的内部文件显示，宗馥莉已决定从2026年起弃用“娃哈哈”品牌，启用新品牌“娃小宗”，理由是为了“维护娃哈哈商标使用的合规性”。这一调整表明，在商标权博弈上宗馥莉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国资股东掌握着法律上的主动权，阻止了商标控制权的转移。

在商标调整受阻的同时，宗馥莉的另一系列资本运作也引发了关注。据媒体调查，宗馥莉将娃哈哈旗下浙江饮用水有限公司的桶装水销售权，转移给自己控制的杭州迅尔城通商贸有限公司。今年4月起，在未与原有经销商重新签约的情况下，宗馥莉要求经销商改向迅尔城通下订单，由后者发货开票，实质上完成了业务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迅尔城通给予桶装水公司每桶仅2.75元的结算价，低于市场正常利润水平，导致原娃哈哈体系公司利润下降。这一操作引发了对关联交易的质疑。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随即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对宗馥莉执掌期间的相关操作进行调查。专班重点核查了四项内容：历史国有股权转让款项流向、商标权转移情况、桶装水业务转移定价，以及资金跨境调动合规性等。

宗馥莉在股权和资产上的操作，引发了监管部门的介入。10月初，她的核心团队成员、宏胜集团生产中心总监严学峰被杭州市纪委调查，涉及的189家娃哈哈系关联公司同步接受核查。严学峰是桶装水业务转移的具体执行人，他被调查也引发了外界对相关操作合规性的更多关注。此次调查虽在5天后结束，但事件释放出监管部门对宗馥莉经营行为关注的信号，意味着国资股东对宏胜系的一系列操作保持警惕。宗馥莉试图通过资本运作调整控制权，但触及了国有资产监管的敏感地带，面临来自监管层的审视压力。

微妙的辞职时点

宗馥莉辞职时点的选择，与香港司法诉讼的关键进展有关。2025年9月26日，香港高等法院就宗庆后遗产信托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宗馥莉方面的上诉请求，维持冻结建浩公司约18亿美元资产的禁制令。法官认为，三名原告提交的手写指示、委托书等证据形成了完整链条，足以支撑其对信托资产的权利主张。

这一裁决对宗馥莉产生了显著影响。她不仅未能获得海外资产的控制权，相关资金来源也被阻断。香港法院冻结的18亿美元，据称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娃哈哈集团历年累积的境外利润分红。宗馥莉此前依靠较为充沛的现金流支持宏胜系发展，此时资金渠道受阻，处境变得被动。这起跨境诉讼的结果，让宗馥莉失去了通过法律途径改变局面的可能。既然资金层面出现困难，继续留在娃哈哈的条件受到影响。有分析认为，9月中旬宗馥莉提出辞职，与此资金方面的压力有一定关联。

2020年11月24日，宗馥莉在杭州出席一论坛活动。

此外，严学峰的短暂被查可能具有更深层的警示意义。事实上在宗馥莉宣布辞职的10月10日董事会上，除了任命新的总经理，集团并未推举新的董事长人选——这也被视为国资方面希望稳定权力结构，防止出现新的变动。严学峰事件反映出宗馥莉权力体系的脆弱性：在失去父亲支持后，她在集团内部面临较多阻力，个人影响力的建立遇到困难。

宗馥莉选择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商标归属争夺上已无法取得突破。娃哈哈商标因股权结构原因无法实现单方控制，宗馥莉被迫放弃使用这一品牌。9月中旬，宏胜系内部下发文件通知：自2026销售年度起，娃哈哈和宏胜系所有产品将更换为全新品牌“娃小宗”。

更为复杂的是，宗馥莉叔叔宗泽后推出“娃小智”品牌进行招商，号称配方与娃哈哈一模一样但定价更低，短时间签约经销商153家，与“娃小宗”形成竞争。一边是自己筹划的新品牌尚未推出便面临质疑，另一边是家族成员推出竞争品牌，这令宗馥莉处境复杂。当商标使用权无法获得，宗馥莉原本的发展规划受到制约，她留在娃哈哈集团内部的优势减弱。辞职，对此时的宗馥莉而言，可能是经过权衡后的选择。

新品牌能挽救她吗？

辞职后的宗馥莉，并未选择退出商业领域，而是转向经营全新自主品牌“娃小宗”。然而，从目前情况看，“娃小宗”面临不小的市场挑战。

“娃哈哈”三字是国民饮料品牌，积累了近40年的消费者认知和信任。相比之下，“娃小宗”作为新品牌，知名度和文化积淀都需要时间培育，而且背负着家族分歧的背景，公众接受度存在不确定性。消费端的品牌忠诚很难在短期内转移，放弃原有品牌意味着需要重新建立市场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