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最高人民法院 资料图
2025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无罪抗诉的原审被告人车超、李勇强奸、故意杀人，原审被告人谢广英伪证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依法宣告车超、李勇、谢广英无罪。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判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和证人证言系通过非法方法获取，依法应予排除；据以定案的足迹鉴定意见所使用的样本不具备同一认定的条件，该鉴定意见不应采信。另有依法获取的新物证及DNA鉴定意见等证据证明真凶另有他人，车超、李勇、荆献柱、车雪峰不是强奸杀害王某某的凶手，四人确属无辜。谢广英也未作伪证。原判已对荆献柱、车雪峰宣告无罪，应予维持。原判认定车超、李勇犯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谢广英犯伪证罪，确有错误，应予纠正。故作出再审改判判决。
宣判后，最高人民法院向车超、李勇、谢广英及其辩护人送达了再审判决书。
原审被告人亲属、全国人大代表及群众共50余人参加旁听。（央视新闻）
此前报道
同村四人被控奸杀少女 安徽高院复查案件：涉案5人中2人已无罪获释
稿件发布于2018年8月2日
车雪峰是五名被告人之一，2004年无罪获释 本文图片 北青深一度微信公众号
被无罪释放已经14年了，车雪峰常在半夜惊醒。睡梦中，弟弟车超浑身是伤，哭着说自己也是冤枉的。窗外漆黑一团，车雪峰坐起身，破口大骂起来。
18年前，车氏兄弟卷入了一桩奸杀案。2000年1月17日，安徽省涡阳县城关镇赵楼村，16岁女学生王某琳被人杀害。半年后，警方侦查认定，王某琳的邻居车氏兄弟、车雪峰的表弟李勇、车雪峰的战友荆献柱4人有重大作案嫌疑，车雪峰的母谢广英则涉嫌伪证罪。
当时，车超的新婚妻子王侠怀孕有4个月。娘家人无数次劝她，把腹中胎儿打掉，一切重新开始。在看守所会见时，车超也狠下心说，“有合适的，你再找吧。”王侠没有听从那些劝告，她等了18年： “我就不信他能干出这种事。”
这起案件中， 5人涉案入狱，历经3次改判。2004年6月，安徽省高院终审判决车超、李勇均构成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车雪峰、荆献柱则无罪获释。
至今，在狱中服刑的车超和李勇仍在申诉。北青深一度了解到，对此案，安徽高院近日已正式立案复查。
车超在狱中写的申诉书
案发半年后才破案
车超案的发生距今已有18年。
2000年1月18日，涡阳县城关镇朱楼居委会赵楼居民组王福军报案称，当天早晨7点多钟，村民朱福林发现，她婆婆门前有一女孩尸体。两件毛衣从下拉过头顶套着头，裤子脱至膝盖，下半身裸露在外，身上满是白霜。
据现场勘查记录，该村向北的南北大路距离紫光桥约300米处，有多处盘蹬和拖拉痕迹，拖痕旁边有两行足迹，脚印旁遗有一作业本、一只手套和一只女鞋。尸体向南80米处砖堆南边，有一件花棉袄和一件红色罩衣，警方还在现场提取了半块带血的砖头。
村民王继华说，其女王某琳1月17日下午1点多去上学，至次日一直未回。警方事后证实，死去的女孩就是王某琳。经涡阳县公安局法医鉴定，王某琳系钝器造成的颅脑损伤死亡。
车雪峰跟王继华是邻居。车雪峰回忆，消息传来，王家人瘫倒在地，哭作一团，场面让人心酸。庄上死了人，而且还是邻居，他也感到悲伤。
第二天，车雪峰没有照常去镇地税局上班，他和父亲及弟弟车超作为车家的3个男丁，帮王家人抬棺材，料理后事。“我那时怎么也没想到，一夜之间，几家人命运全部要改变了。”
寓意吉祥的紫光桥附近发生命案，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黑色话题。很快，涡阳县公安局成立117专案组，在全村摸底排查嫌疑人。
最初的侦查并不顺利，摸排的线索被依次排除。半年后，案件仍未告破，陷入久拖难决的境地。
当年7月，恰逢中考，王某琳所在的涡阳三中师生意见很大。县公安局又组成新的专案组，责令限期破案。
村民王英告诉北青深一度记者，案件迟迟未破，王家人心里也很急切。有一次，她曾陪王某琳的婶婶去闸北找算命先生。“当时只说在西南方向，没有其他信息。”
车雪峰说，死者亲属把王家西南方的住户排查了一遍，除去老弱病幼和已婚的，推算下来就算到了车超头上。当时，车超22周岁，男性，案发时即将结婚，独自住在新房。车超就这样成了犯罪嫌疑人。
之后，车雪峰及其表弟李勇、战友荆献柱也被警方带走。
2001年12月，亳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车超等四人当晚在车雪峰家喝酒。车超与李勇提前离席，巧遇放学归来的王某琳，两人遂生歹念，将其拖至村北正欲施暴，车雪峰送荆献柱回家后也来到这里。
之后，车雪峰在一旁望风，另外三人先后对王某琳实施奸淫。后王某琳醒来往南跑去，被四人追上，用砖猛砸头部导致死亡。四人很快逃离现场，并约定谁也不许咬谁。
亳州中院的判决认为，车超和荆献柱均构成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死刑。李勇由于案发时未成年，从轻处罚，与车雪峰一同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车母谢广英因“隐瞒当晚四人在家喝酒吃饭的事实情节”，被以伪证罪判刑两年。
当年的案发现场原地现在已经盖起了房子
“坚决的无罪辩护”
回忆起10余年前的办案经历，70岁的王冀生律师仍然耿耿于怀。
作为车超的辩护律师，王冀生一开始就进行了“坚决的无罪辩护”。“此案事实不清，疑点太多，且证据不足。我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几十年职业生涯中，她代理的案子几乎没有输过。这一次，王冀生也是信心满满，她发现办案人员所谓的“铁案证据”破绽百出。
例如，针对一审时办案人员所出示的《测谎仪报告书》，王冀生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有规定，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此后，在案件重审时，公诉方主动撤回了该项证据。
两份《警犬鉴定意见书》也显得可疑。案发不久，办案人员曾两次将适龄男性村民的溴物（含车超的）送到警犬基地鉴定，均未能据此确定嫌疑人身份。半年后，车超被拘，警犬基地突然出具两份鉴定报告称，警犬对车超的溴物反应比较明显。
半年后才拿出的这份鉴定报告，经不起两次开庭时王冀生的质证，第三次开庭时也被公诉方撤回。
王冀生说，第一次一审庭审结束时，审判长说：“经过法庭辩论，我对这个案子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但我不能当庭判决，还需要向审委会汇报。”她内心一喜：“显然他们也知道这案子里头有冤情。”但判决结果却与预期大相径庭，“两个死刑，两个无期徒刑，所有人都傻眼了。”
有律师问王冀生：如果他们拿不出钱了，还要不要帮着继续做下去？”
王冀生毫不犹豫：“当然得接着做。”
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4个月后，安徽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亳州中院重新审判。重审后，5个人的罪名没有变化，唯一区别是将荆献柱的死刑改为死缓，其他人的刑期和第一次一审的结果一样。
五名被告人又一次上诉。
车超的妻子王侠等了18年，她坚信丈夫是清白的
“满脸是血被人抬进监室”
在上诉材料中，车超和李勇称，办案人员对他们进行严重的刑讯逼供：“打过之后，用铐子吊在钢管上，头顶墙，脚勉强着地。吊打时，晕死过去好几回。”
车超和李勇称，办案人员还要求他们把衣服脱光，用电棍打生殖器、头、脸、手、脚等。
李勇的父亲李士明说，会见儿子时，看到他的胳膊至今粗细不一，头上还有缝合的疤痕。
刚刚进入看守所时，车超和周继坤同住在涡阳县看守所第110号监室。1997年，周继坤等涡阳县周姓五人卷入一桩命案，周继坤是第一被告人。这桩案件被称为“五周杀人案”，于今年4月11日平反。
改判无罪获释后的第三天，周继坤就找到车家人说：“有办案人员，既参与了‘五周杀人案’刑讯逼供，也对车超进行了迫害。”
周继坤告诉北青深一度记者，他亲眼看到车超满脸是血被人抬进监室，嘴巴红肿充血，无法进食，周继坤只能用勺子给他喂水。
针对被指刑讯逼供，办案人员曾出具说明予以否认。但车超、李勇、车雪峰、荆献柱4人被曾被鉴定出轻微伤，办案人员的说法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在申诉材料里，车超还写道，他遭遇一位女警察的诱供。对方每天给他送饭，说会对他像亲儿子一样。2000年9月22日，车超在一张团结牌烟盒纸上给家人写信，说认了个对他很好的干妈。
同时，车超还让父母承认，事发当晚，车超和哥哥车雪峰、表弟李勇、荆献柱一起在家里吃饭喝酒一事。“我和高子、哥、主（柱）子在2000年17日晚喝酒的事，你们要成（承）认。不要不说，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
为了增强可信度，办案人员甚至将女警察为车超买的衣服和信一道，通过村民贾光献辗转交到车家。
贾光献回忆，信是用两种颜色的笔写的，衣服是一条崭新的蓝色的牛仔裤。“我当时不知道这会让他们陷入圈套，我很后悔，愿意为此作证。”
北青深一度记者从知情人处得到一份该女警察写的情况说明，其称，办案人员让她告诉车超，“不要来回翻供，即使承认了也就判个五六年”。她觉得这个孩子蛮懂事的，自己是在帮助他。
李勇的申诉材料称：“车超跟我说，你承认吧，你不承认我们俩天天都得挨打。他还说，你爸妈被他们关起来了，你要是承认了，就放了你爸妈。当时听了这话，又是挨打得受不住了，我就听车超的话，让车超讲一句，我学一句。”
李士明回忆，事发当晚儿子在家吃了饭，一家人看完涡阳县电视台三频道的《家族风云》和《食神》，就回房间睡觉了。“本来没李勇的事，车超乱咬人。那之后，我和他爸爸怄气，两家本是亲戚，之后不再来往。”
而车雪峰对弟弟的“乱咬”表示理解：“我们后来被抓进去也认过罪，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太狠了，没办法。”
车超就之前作出有罪供述写信向家人致歉
安徽高院立案复查
车超等人第二次上诉后，安徽省高院于2003年10月，再一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亳州中院重审。
2004年4月，亳州中院在第三次一审之后作出宣判。在定罪证据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判决书宣告荆献柱、车雪峰两人无罪，理由是“只有被告的供述而无其他证据佐证”，车超仍然被判处死刑，李勇为无期徒刑。
被告人上诉后，2004年6月，安徽省高院宣判，改判车超为死缓，其他人不变。判决生效后，车超和李勇转入监狱服刑，荆献柱、车雪峰则得以离开看守所。
无罪得释的车雪峰忿忿不平：“依照四人的有罪供述，判了两人有罪，不是很可笑吗？相差如此之大，口供还能作证据用吗？”
为了替弟弟车超和表弟李勇喊冤，车雪峰说，他寄出的申诉书“用五菱车一车都拉不完”。想起一件事记不清细节时，他急得一会儿起身，一会儿以拳击头。
王冀生目前没有代理车超案的申诉工作，在谈到这桩案件时，她指出本案的定罪证据之一李勇的《足迹检验鉴定书》有问题。
此前，在代理这桩案件的过程中，为了给家属省钱，王冀生曾退掉宾馆，住到李勇家中。她借机观察过李勇平时穿的鞋，“那孩子脚不大，走路时两只脚向内偏，导致鞋子后跟内侧磨损严重。”而案卷中，对李勇的《足迹检验鉴定书》却描述为：李勇走路特征是后跟外侧用力。
揪住足迹鉴定问题，王冀生提出质疑：北侧足迹认定是车超的，长度为28.5cm或29.5cm，47码以上的鞋，而车超穿39码的鞋。但法院判决认为，足迹鉴定反映的是足迹遗留人的步伐的特定性，“两者不矛盾”。
据车超和李勇的申诉材料，专案组用于模拟比对的鞋子比脚大了很多，只能采用“小脚穿大鞋”的方式，让他们穿上塞了纸的鞋子进行模拟比对。
案卷中，对李勇足迹进行鉴定的鉴定人王清举称：足迹的鞋码尺寸不影响对人的个体认定。一份办案机关内部文件对此提出质疑，“既然现场作案人的鞋码尺寸不影响对人的个体认定，那么，涡阳警方为搜寻与作案现场相似的鞋子而费尽周折，岂不令人费解？”
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王清举也承认，足迹鉴定技术存在一定问题，“尚未建立庞大的数据库，使得足迹鉴定的唯一性无从考证。”公开资料显示，在多起刑事案件中，王清举所做的足迹鉴定已被推翻。
四川律师张柄尧是在今年参与到案件的申诉工作的，他同样认为，本案中的足迹鉴定不能成为定案依据。
张柄尧介绍，足迹鉴定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警犬对嗅源进行鉴定；第二种是行走步伐特征鉴定，即根据现场足迹和嫌疑人足迹所反映的步伐习惯特征进行比较检验，由此得出现场足迹是否为嫌疑人所留。第三种则根据鞋的花纹类型、磨痕特点等，对鞋子是否为作案现场的鞋子进行同一认定。
张柄尧说，一般而言，第三种方法能够解决同一性问题，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前两种则存在主观性。本案所采用的鉴定方法主要为第二种，这种鉴定方法不同于指纹、DNA等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特征，只能为侦查指明方向，不能作为主要的定案依据使用。
张柄尧认为，此案还存在诸多疑点。本案被确认为强奸甚至轮奸，但公安机关作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却称死者处女膜无明显破损，被害人体内无精液、其他分泌物等体液生物特征，并且，死者体表、衣服和凶器砖块上，均未提取到车超和李勇的指纹、血迹、体液、毛发等。
北青深一度了解到，针对车超等人的申诉，安徽高院已正式立案复查。张柄尧介绍，他从安徽省高院获悉，目前该院负责复查工作的法官已确定，目前办案人员正按程序向亳州中院调阅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