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律师、社会活动家贾利拉·海德尔感到疑惑的是，案发地属边防部队控制区，“在这样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如此残忍的杀戮竟无人察觉”。她直言，这起杀戮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部落法庭主持下、家族配合下，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暴力行为。“行政部门是否知情？是否在场？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答案。”

海德尔指出，在许多地区，“支尔格会议”（部落法庭）实际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们可以决定谁必须死，何时执行死刑，甚至用几颗子弹。”而国家对这些地区法治真空的长期放任，正在把“荣誉处决”变成一种可以公开传播的“集体合法化暴力”。

在她看来，凶手家属之所以将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是为在社区内部“炫耀”暴力行为，借此“重建所谓家族荣誉”。

对于女儿被儿子枪杀一事，巴诺的母亲古尔·比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根据俾路支人数百年的传统”，由家族成员和当地部落首领共同实施的“荣誉处决”。她在另一段视频中称，巴诺曾与伊桑私奔，25天后才回到家中。女儿的死对于“洗清”家族荣誉是必要的，“我们没有犯任何罪”。

“家族荣誉”的枷锁

在巴基斯坦，“荣誉处决”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深植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暴力。有统计数据称，平均每天有超过一名女性遭“荣誉处决”。

根据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HRCP）发布的数据，仅2024年，全国范围内已报告至少405起所谓“荣誉谋杀”案件，其中绝大多数受害者为女性。而据另一家监督机构可持续社会发展组织（SSDO）统计，在俾路支省通报的32起案件中，仅有1起最终获得定罪。

塔希拉·汗出生并成长于巴基斯坦中部旁遮普省萨戈达市一个保守的家庭，童年时常听到一句巴基斯坦谚语：“失去财富无妨，失去健康可惜；失去荣誉，则一无所有。”

数百年来，在巴基斯坦部分地区，荣誉是家族最看重的，决定着家庭在社群中的地位与声誉。对女性而言，这种负担尤为沉重。集体荣辱观限制了她们的行动自由、选择权及自主权。

塔希拉·汗指出，所谓“荣誉处决”，并非法律术语，而是根植于将女性贞洁与家族“边界”牢牢绑在一起的社会观念。受害者往往是拒绝包办婚姻、提出离婚、自由恋爱甚至仅仅与异性交谈的女性。在某些社区，这类残忍的杀戮行为反倒被视为捍卫男性尊严的“勇敢之举”。

在很多乡村地区，男孩自幼被灌输“你是一家之主”的观念，照顾和监管女性被视为天职。在父权体系下，守护女性贞洁和清誉成为代际相传的使命。即便父亲去世，这份责任也由兄弟、堂兄弟或表兄弟继承。一旦家族中女性触犯“边界”，拒绝参与“荣誉处决”的家庭，往往会遭遇邻居与亲族的持续压力。

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相关调查显示，约40％巴基斯坦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荣誉处决”是合理的，其中30％认为“通常合理”，9％认为“有时合理”。2022年，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国立心理学研究所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认同此观点，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支持这种暴力行为。

在《超越荣誉：与荣誉相关暴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一书中，塔希拉·汗解释称，“荣誉处决”不可简单归因于文化或宗教问题，必须置于历史、社会结构和经济的长时段背景中理解。这种“荣誉”嵌入家庭与社区，深受生产关系、财产制度和权力体系的制约。

该事件引发抗议活动 图/社交媒体

经济因素首先决定了哪些行为被视作“越界”。土地所有权、继承规则、嫁妆及婚姻交换，使女性的婚恋选择直接影响家族财产与阶层边界。在一些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乡村，女性自主婚恋可能引发土地流转与家族联盟的动摇风险。因此，“维护荣誉”被塑造为一种集体防御策略，通过惩戒所谓“羞辱”行为，维护经济利益与族群关系的稳定。

资深妇女权利研究员希瑟·巴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这一切都源自“女性是财产”的观念，“你想对你的财产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导致很多在相关案件中遭“处决”的人被掩盖为自杀或失踪，极少进入正式的司法调查与审判程序。

“既握有刀，也握有赦免权”

2016年7月，穆罕默德·瓦西姆·俾路支承认杀害了被誉为“巴基斯坦版金·卡戴珊”的姐姐坎迪尔·俾路支，理由是她“给家族带来了耻辱”。在镜头前，他甚至为此感到“自豪”。

当时，年仅26岁的坎迪尔因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发布大尺度照片、评论和视频而走红。家住旁遮普省木尔坦市的她自称“现代女权主义者”，在社交平台上拥有几十万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