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汉猥亵女子，何以被免罚
古稀之年、罹患绝症、精神异常。
在这种境遇之下，一般人的反应是弥补人生遗憾，与家人一起静待终期。而有人却在这种情况下激发人性幽暗，将恶意对准无辜之人。
据媒体报道，8月26日晚，湖南怀化溆浦县，一名身患绝症的老年男性，闯入一家商铺对独自守店的女子进行猥亵骚扰。
而在这之前，这位老人专挑女性独自一人守店时机，多次闯入当地不同商铺，猥亵骚扰女性。但因其年事已高，又罹患绝症，当地警方只对其口头警告教育，并未拘留处罚。
一位被猥亵女性亲属称，其嫂子遭猥亵报警后，警方未作实质处罚，老人甚至扬言要来店里报复。舆论发酵后，警方对老人做了精神鉴定，确认他有精神障碍，目前已送入精神病院治疗。
老人专挑女性独自一人守店时机闯入商铺（视频截图）
据报道，该老人约70岁，患尿毒症和癌症，目前由其继女赡养。
此前，发生过不少高龄老人违法犯罪后，未被行政拘留或监外执行刑罚等事，也出现不少恶性伤人事件后，施害者因精神障碍减轻或免于刑罚的情况。
而此次事件的主人公，一下集齐了高龄、精神障碍和绝症三种情形，让公众觉得他叠满了逃脱法律制裁的buff，甚至怀疑他是借此buff为所欲为。
这违背了普通人的朴素认知。
可以看出，此类事件中，公众情绪的核心，不是“同情谁”或“针对谁”，而是追问法律在顾及“人道主义”价值时，如何保障更多人的秩序与安全？
此次事件引起关注的焦点在于老人多次猥亵女性的行为，与其未被实质处罚结果之间的强烈反差。
依据常人朴素的道德和正义观念，无论何人违法犯罪，都应受到处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也能震慑潜在违法犯罪之人。
否则，错误的“示范”，可能引发他人效仿。
但在现实中，法律规定有时与这种常识存在错位。如本案老人未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猥亵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但该法同时规定，年满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上海有男子猥亵求职者，因年满七十周岁，不执行行政拘留
因此，尽管涉事老人猥亵女性，但确实无法执行行政拘留，只能口头警告和教育。
有人会问：老人多次猥亵女性，为何不按刑法追责？刑法确实设有强制猥亵、侮辱罪，但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判断猥亵行为时，只有在强制程度和猥亵程度都比较强时，才能构成刑法上的强制猥亵罪。
强制猥亵、侮辱罪强调行为人是否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实施猥亵，以及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行为持续性和社会危害等。
在该案中，因为涉事老人年事较高，在强制程度、猥亵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等认定方面可能会存在难度。
而且，该老人经鉴定还有精神障碍。
近几年，由于精神病人恶性犯罪事件屡屡引起关注，大多数人已经知晓，精神病人犯罪可以不负或部分免于刑事责任。
刑法第18条规定：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行为时造成危害，并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精神病人，不负刑责；必要时可由政府实施强制医疗。
但间歇性精神病在“精神正常时犯罪”仍要追责，“部分丧失能力”的，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第18条对特殊人员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故此，精神障碍成了对该老人另一无法实质处罚的理由。
紧接着，当地警方在经过专业鉴定后，将老人送医治疗也符合我国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不过，按照受害者亲属的说法，该老人此前已多次猥亵女性，那么当地警方在此前就该对老人进行精神鉴定并送医，而非等舆情发酵后再处理。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老人的绝症在法律上并不构成免责理由。无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均无“因罹患绝症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的规定，顶多是在执行环节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予以暂缓或暂停执行。
但这种人道主义关怀如果处理不妥当，就会在公众眼中形成放纵违法者的不良印象。
中国自古有“矜老恤幼”的刑事法律传统，会对犯罪的老、幼、妇孺和残疾者施以较轻的刑罚处罚。
到现在，对未成年人、孕哺期妇女、精神病人、重病与高龄者提供差别化处理，是世界各国法律的通行做法，也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而现实中，这种制度设计的“人道豁免”和公众的观感存在一定的落差。其中原因在于，对那些被人道关怀者的替代性处罚措施不够硬和执行不够实。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公众眼里，不拘留等同于不处罚，宽宥成了纵容。
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虽规定七十周岁老人不得行政拘留，然而，在对方明确且多次违法的情况下，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启用罚款、告诫、责令具结悔过、纳入不良记录、通报家属与社区等配套手段。
或者是，在发生一起猥亵事件后，就及时对老人进行精神鉴定，并送医治疗，便可以避免后续再有人遭到猥亵。
但由于这些替代性措施的缺乏或不及时，让“未拘留”这一合法处置在社会效果上被公众感知为“没处理”，从而，法律的人道关怀被理解成对违法者的纵容。
此外，虽然法律对重疾或绝症患者并无豁免或减轻处罚规定，但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治安处罚中，为了避免这类人被拘留后在拘留场所发生意外，执法人员也倾向于不拘留。公众自然感到不公与失望。
精神障碍违法者免责更容易引发情绪反弹。近几年的治安或刑事案件中，不时出现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的情况，而警方在通报中一般会指明违法者或嫌疑人曾有精神疾病史。
这也触发了特殊的情绪。公众一看到这类信息，会默认该违法者或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不会被处罚，如后续强制送医，还会怀疑是“技术性免责”。
这其中，既有大家把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等同于不受处罚的固有认知，也有精神疾病鉴定程序、结果的公开度不足的因素。
因此，这一系列的落差若不处理好，难免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
如在前述老人猥亵妇女事件中，不及时处罚或介入，会让当地的女性，尤其独自守店的女性陷入一种安全恐慌中，并会让受害者长期处于一种“回避—恐惧—自责”的心理循环。
此外，当此类事件中，对违法人员的处置形成一种“违法-教育-再犯-再教育”的路径并产生路径依赖，那么，公众会把法律当成是街市上的劝架机器，而非权威的治理者和裁判者。
更为重要的是，这类事件处理不妥，在舆论发酵下，容易伤及真正需要保护的高龄与重病者，引发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
而这又是另一种不公。
不过，法律已对此问题做出一些改变。从2026年开始，故意借自己年老、年幼而实施治安违法行为的人，难以再绝对避免拘留——2025年6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对不执行拘留的规定打了补丁：
对“14—16周岁”“16—18周岁初次违法”以及“70周岁以上”等本应不执行行政拘留的对象，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突破“不执行”的限制，依法执行拘留。
《欺诈之子》剧照
因此在规定上，如果这次的涉事老人是在2026年1月1日后“犯事”，那么执法者就可以依据他短时间内多次实施猥亵的特征，执行行政拘留，打破年龄“保护”。
这是法律对近几年违法犯罪形势变化的回应。尤其是针对“一老一小”，从以前的“一刀切”宽宥变成现在更加精细的分情况处置。这更符合现实，也更契合公众对法律的期待。
除此之外，对70岁以上无法拘留的违法人，也应同步作出相应的罚款、具结悔过、公开告诫，并及时通报监护人、子女与社区。
同时，在无法执行治安处罚时，相关人员也可以指导受害者依据民法典第997条、1010条规定，主张人格权禁令与精神损害抚慰金，诉诸民事诉讼途径，获得一定精神赔偿。
关于精神障碍违法者，应该及时依法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但也要在各环节做到依法依规审查、评估，避免“以送医代处罚”或滥用强制送医。而且，对于送医评估和鉴定，在不泄露隐私前提下，可以对一些重要程序节点进行书面告知与适度公开，回应社会关切。
精神障碍违法者出院后，也应该有相应的随访和观察机制，并让家属做好看管工作，家属实在无力看管的，应及时求助社会机构，防止出现恶性循环。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总而言之，法律对老年人、重病者、精神障碍者的特殊处置，是文明与善意的体现，但善意不能变异为纵容。
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把他们推到法律之外，而是提供更合适的法律工具与社会支持：该处罚的处罚，该治疗的治疗，该帮扶的帮扶。
对受害者，法律也应当给予“看得见的安全”，而非陷入无能为力的不安。如此，社会的“同情”与“敬畏”才能回到正确的位置。
作者 |冷西
编辑 |向现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