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800亿美元天价索赔，只是中企在非挑战的冰山一角）
以下文章来源于底线思维 ，作者唐晓阳
观察者网时评专栏
近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在赞比亚的运营项目因环境泄漏问题陷入争议。事件发生后，企业虽迅速响应并配合整改，中赞两国政府也通过对话积极协调，但随后却有当地农民团体提出数额高达80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要求，远超常规尺度，使得事件陡然复杂化。
这一极端案例，折射出中企在非洲运营所面临的普遍性挑战。为何当地政府与民间的反应会出现如此显著的温差？赞比亚乃至非洲整体的营商环境与政治社会情况如何？对于“中企在非洲易受欺负”的负面舆论，又该如何看待？近期中国对非出口的显著增长，其背后的真正驱动力是什么？
对此，观察者网特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唐晓阳，系统性剖析中企出海非洲的机遇与挑战。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 稳中存忧的赞比亚政局
观察者网：近期，中国有色矿业在赞比亚的运营项目因环境泄漏问题引发当地污染争议。事件发生后，中企迅速响应并配合整改，赞比亚政府与中国政府也通过对话积极协调后续工作。然而，近日有报道称，百余名当地农民集体提出高达8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一数额远超事件常规赔偿尺度。为何赞比亚政府与民间对此事的反应出现显著差异？
唐晓阳：这主要是因为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相对复杂，党派选举等因素为不同势力施加影响创造了条件。目前赞比亚距离下一届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一年，在此背景下，执政党难以确保全社会对其处理方式都表示认可。有时为了在选举中攻击执政党，反对声音会指责政府处理不当，比如质疑其过于保护外国投资者、对外资让步过多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反对党能够吸引选民关注、争取选票。因此，国内政治矛盾很可能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
此外，不仅是这100多人的团体，还包括部分媒体前段时间也在渲染污染的严重性，使用诸如“造成毁灭性损害”等夸大表述。这其中也不能排除有西方非政府组织等在背后推波助澜。但我认为，真正能组织起当地民众的，其目标可能很大程度上并非指向中国，而是指向赞比亚的执政党。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赞比亚整体的营商环境，以及该国的政治社会情况？
唐晓阳：总体而言，赞比亚的营商环境在非洲国家中还算不错的，政局相对稳定，建国以来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近年来，主要政治力量分为两派：现任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的支持基础主要在西部和南部，而东部和北部则更多是前总统及反对派的阵营。除了党派分野外，也有人认为这背后还体现了两个文化差异较大的族群之间的对立。
在过去的两三次选举中，这种东北对西南的政治格局一直存在，政党轮替时有发生。不过无论哪个党派上台，新总统对外资总体上还是持鼓励态度。
赞比亚最大的问题出现在2020年债务违约，这也导致其后两三年赞比亚的经济压力非常大，货币大幅贬值，这也是前总统竞选失利的原因之一。新总统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的措施。
总体来看，目前赞比亚已经较为平稳地度过了危机，并逐渐显现出经济复苏的迹象。
有媒体称，赞比亚北部200多名居民对赞比亚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和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提起了价值800亿美元（约585亿英镑）的诉讼
· 在非洲，安全风险仍然是首要挑战
观察者网：近年来，中企在非洲多国遭遇多种非商业风险，例如2025年4月尼日尔驱逐部分中企高管当时在国内引发广泛讨论，此外针对中资项目的盗采、抢劫等治安事件也频频发生。中企在非洲还面临哪些典型的运营风险？您如何评价当前非洲整体营商环境的特点与潜在风险？
唐晓阳：我认为非洲最大的风险之一仍是安全风险。如果政权被推翻，就会导致国家政策和人员全面变动，这往往带来最严重的影响。此外，绑架和恐怖袭击也时有发生，比如今年9月初尼日利亚又发生了绑架事件。其次，是相对和平但仍存不确定性的政党轮替，新执政党可能对前任政府的政策进行重新审查并作出调整，这也构成一定风险。
其他常见风险还包括治安方面的小偷小摸、贪污腐败等，以及基础设施或配套设施,不足。例如此次赞比亚事件中，尽管中企已做好防护，但防渗膜仍遭盗割。在亚吉铁路等项目中，也出现过铁轨被偷或铁路被违规使用的情况，均因配套维护设施不完善导致，严重影响项目正常运营。此外，非洲还存在疾病和公共卫生方面的风险，这些都是在非中企运营中较为常见的问题。
观察者网：非洲各国国情差异较大，是否有些地区相对更危险、更动荡，而有些地区则较为平和？该如何评估这种差异？
唐晓阳：非洲安全形势最严峻的区域，大致是从非洲之角延伸至几内亚湾的一条横贯中北部的狭长地带，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该区域处于北非穆斯林与南部基督教影响交汇处，历史上两教在此争夺影响力，形成基督教与穆斯林势力各占一半的格局，冲突频发，进而引发族群和政治体制的持续动荡。
近五年来，这一地带的不稳定性显著加剧。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出现内乱；索马里青年党势力重新扩张；苏丹内乱持续，与南苏丹的问题尚未解决；中非共和国、乍得等地旧患未除，只是因地理位置较为封闭而较少被报道；西非的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三国出现反法政变；尼日利亚北部恐怖主义和绑架事件仍时有发生。
总体来看，这条从东到西的横向地带安全局势呈恶化趋势。相对而言，其他地区中，仅刚果（金）东部与卢旺达交界处存在局部不稳定，而撒哈拉沙漠以北及以南部分地区则较为平稳，未出现大规模军事冲突。
索马里青年党
· “园区经营+员工本地化”是比较成熟的企业打法
观察者网：如今前往非洲发展的中国员工和企业越来越多，如何有效维护他们的利益成为我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您认为企业可以采取哪些具有实操性的措施？能否提供一些经营建议？
唐晓阳：其实这些风险对中国企业来说并不陌生，很多企业都有过应对经验。例如在“阿拉伯之春”时期，以及早期进入非洲阶段，中企曾遭受较大损失，像在埃塞俄比亚东部遭遇恐怖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在尼日利亚多次发生绑架事件，在马里也有高管被恐怖分子杀害。但由于市场潜力较大，中国企业总体上仍愿意积极开拓。
面对较高风险，中国企业这些年来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主要是通过园区化经营，即众多中企聚集形成规模化营地，从而提升整体安保水平。即使发生政变等情况，由于园区内集中了大量中企，当地势力也会有所顾忌，不会像对待零星小企业那样容易为所欲为。因此，园区模式仍是中企在海外运营的重要依托。
在策略方面，我建议多推动员工本地化，尽量避免让中国员工冲在一线。例如传音手机在每个国家都寻求本地合作伙伴，由他们负责与当地政府沟通，这比中方人员直接交涉更为顺畅。此外，还要注重及时应对，与政府保持良好沟通。
以赞比亚事件为例，中国有色矿业此前也经历过罢工、爆炸事故等公共危机，初期应对可能不够到位，缺乏透明度，沟通不足。但现在企业反应更为及时，处理方式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认可。
·西方在非洲的殖民做派，注定是不长远的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每当中国企业在非洲遇到一些负面事件后，国内互联网往往会出现一些对非洲比较负面的舆论。例如，有人认为中国企业相比西方企业更容易在非洲受到不公平对待，显得“太单纯”，容易被欺负；也有人觉得出现这类问题后，中国企业就不该再去援助非洲，认为非洲国家落后、不值得支持。您如何看待这些负面舆论？
唐晓阳：我认为，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中非双方相互了解不够深入。如果对非洲有更多实地接触和全面认识，就会发现非洲国家与前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关系确实比较复杂。例如在法语非洲国家，一方面仍普遍使用法语，教育体系也沿用法式制度，法国至今仍是非洲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但另一方面，当地也存在强烈的反法情绪，近期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地发生的政变，都带有明显的反法倾向，政变后甚至将法国企业驱逐出境。
由此可见，殖民历史确实使非洲国家对前宗主国抱有复杂情感，这与它们同中国这样始终平等交往的南南伙伴之间的关系性质完全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处于劣势。非洲对前殖民国家的情绪有时会激烈爆发，甚至演变为高度敌对，而中国始终坚持平等合作的原则。过去二三十年中非贸易持续增长、政治互信不断增强，证明了中国这种交往方式在大局上是卓有成效的，连欧美国家也对此表示羡慕。
我们不能只看到某些欧洲人在非洲表面上似乎仍享有特权，就以为那才是“强势”的表现。事实上，不少西方人没过几年就被迫撤离非洲，甚至有人丧命于此。凡事皆有因果，中国人不必羡慕历史上殖民者的做派。
至于援助问题，这是国内外长期存在的一个误解。中国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规模实际上很小，大约只有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非洲援助额的五分之一不足。中非经贸与政治关系取得显著进展，靠的不是援助，而是互利共赢的贸易往来、长期项目合作和工业投资。中国并非单向“送钱”，而是通过合作获取合理利润，同时带动出口、就业、人员流动和资产收益。非洲也通过这种平等互利的投资与贸易，获得了比单纯接受援助更可持续的发展机遇。国际发展理论也指出，单向援助容易导致依赖，不利于长期发展，而平等的经贸合作更能激发内生动力——这是我希望澄清的一个普遍误解。
中国对非出口增幅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彭博社
· 对非出口还得扎根本土，我们不必着急
观察者网：中国海关总署9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8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25.9%，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彭博社数据亦显示，2025年中国对非出口额已突破1220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超2000亿美元，而对美出口则同比下降13.5%。有分析指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部分中国商品可能经非洲中转后再出口至美国，从而形成“转运贸易”。就您的观察来说，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唐晓阳：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单看前8个月的数据，可能还不足以完全反映长期趋势。非洲在中国外贸总量中的占比历来较低，大约在6%左右。即便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其总体份额的提升仍然是有限的。对于这一短期增长的具体原因，例如是否与中非合作论坛等推动有关，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关于所谓“转运贸易”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商品因中美贸易摩擦而通过非洲中转出口至美国，我认为这并不是主要趋势。中国对非洲出口的增长，主要还是面向非洲本土市场。事实上，非洲自身在当前贸易环境下也面临美国的压力，例如特朗普政府取消了许多贸易特权，甚至《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的未来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使得非洲对美出口面临很大变数。
此外，非洲的物流条件和基础设施局限性较大，企业将制造或装配环节转移到非洲，再以此为基础向欧美出口的模式，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十多年前曾有企业进行过尝试，但大多停留在小规模或最终失败，主要原因就是物流瓶颈和配套不足导致延误风险高。相比之下，这类贸易更可能发生在东南亚或拉美等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地区。
因此，我认为中国对非出口的增长，核心动力在于持续培育和开拓非洲本地市场，是扎根当地的结果，而非是中转贸易的产物。
观察者网：您认为当前乃至未来中非贸易有哪些主要增长点？从整体来看，中非经贸合作中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哪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唐晓阳：从中非经贸合作的整体来看，做得比较好的方面，是工业化进程的系统性推进。中国对非合作并非只聚焦于单一领域，比如单纯做基建、贸易或制造业，而是将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投资、电信配套、物流体系等多个环节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产业链生态。非洲的发展短板较多，如果只侧重某一个领域，很容易受其他环节的制约，难以持续发展。而中非合作由于覆盖领域广泛、多层次同步推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局部短板，推动各方面协同前进，这是我认为中非合作中最具优势的一点。
至于不足之处，由于合作整体上是系统性的，目前的短板更多是局部和阶段性的。比如刚才提到的民间认知与人员交流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双方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仍不够深入，不少中国民众对非洲的认知仍受西方殖民视角影响，而非洲对中国的了解也常受到西方刻板印象的干扰，真正能到对方国家进行深度交流的人还不够多。
这个问题与中非经贸合作时间尚短、整体交往深度有关，改善也需要一个过程。我认为不必刻意追求短期内的交流数量提升，更重要的是随着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让人员往来与文化理解自然跟上节奏，循序渐进地推进。这样才更可持续，也更能与经贸合作形成良性互动。
汇率影响，中国对非出口商品价格下跌 彭博社
观察者网：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日本、美国、欧盟等大国都希望加入所谓的“非洲金属俱乐部”，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得非洲处于能源变革时代的最前沿。非洲国家是如何看待自身角色的这种变化？基于这种变化，它们如何制定发展战略？
唐晓阳：非洲有50多个国家，各国间的差异较大。从非盟层面看，整体上倡导工业化并推动新能源发展，其规划往往更具理想化蓝图。但具体到各国，其战略则取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例如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仍较依赖传统能源出口，而埃塞俄比亚等缺乏传统能源但水电丰富的国家，则更积极地推进新能源转型。
关键矿产的议题则有所不同，目前主要集中在刚果（金）东部，以及赞比亚、安哥拉一带的“洛比托走廊”，核心是钴、锂等战略矿产。不过我认为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炒作成分。这些矿产本身作为原矿并不算特别稀缺，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国内大规模的产业加工和提炼能力所带来的成本效益上的竞争力。
今年在推进的洛比托走廊项目由一家美国公司运营，旨在建立从刚果（金）通向大西洋的铁路运输通道。但据该美国公司负责人表示，其主要客户仍是中国企业，因为中国具备购买和处理这些矿产的能力。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类炒作确实给非洲带来一些实际利益，比如洛比托项目是欧美数十年来在非洲罕有的大型基建投资，对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有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也需要清醒认识到，不应过分高估自身在中美博弈中的筹码地位，或试图通过“选边站”来获取短期利益。过去几年，有些国家曾采取投机策略，在中美之间摇摆，但最终发现这种做法意义有限。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仍取决于工业能力、经济规律等结构性因素。对非洲国家而言，脚踏实地发展生产力和工业体系，推动经济务实发展，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受益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