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编辑 陈晓舒校对 张彦君
韩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有时，深夜两三点，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听筒那端传来啜泣与恳求。她会立马换上一身黑色衣裤，奔赴现场。
她是一位民间入殓师，天津管这行叫“大了”。出生在“白事世家”的她，今年50岁，是家中第三代“大了”。
死神前脚走，“大了”后脚就到了。体面地送走死者、抚慰生者是“大了”的专长。他们是义务心理辅导师，是张嘴就来的脱口秀演员、急救员，甚至是家庭调解员。
韩云的身份更多，她还是位作家。她的新书《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记录了9个真实的白事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天津40年来殡葬习俗的变迁，也流淌着人世的无常与冷暖。
中国人向来对死亡讳莫如深，然而在韩云的笔下，死亡却如花开花落、昼夜更替般自然平静。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她，想要留住记忆中那些温情的白事故事，更想用天津人特有的幽默，轻轻道出自己的态度：“如果死只能有一种样子，那活着，咱就得有无数种活法儿。”
▲韩云是家中第三代“大了”。陈财余 摄
以下是韩云的自述。
“大了”
我是一位“大了”，拼音dà liǎo。所谓“大了”，是天津对民间入殓师的称呼。“大了”，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有了。估计是大家觉得“大了”能把他们眼前最困难的这件事情——死，都能打包了结。
一个好“大了”要能张罗好整个白事，懂得所有老例儿，提供一条龙服务。在我看来，能了却白事中所有细节的同时，也能帮逝者家属了却一些悲伤。
以前的“大了”并不多，我们家三代都是做“大了”的。从爷爷那时候起，附近几条胡同上千人，遇到白事都会来敲我家门，跪求“大了”主持，那时候都是免费帮忙。
我是1975年出生的，小时候的白事还比较简陋，没有现在的冰棺、寿衣店。父亲会张罗着把镜子糊上，把逝者家里的门卸了，在下面铺上凳子，给逝者当床。很多寿衣也是逝者自己家中做的，简简单单摆三天贡品，这辈子就算是结束了。
我爷爷和父亲一辈子都是木匠，做“大了”只是帮忙。我知道父亲并不想做这行，他其实想当个海员。留下来是觉得，人家上门来请“大了”，那么大的事奔着你家来了，结果你不做了。邻里之间亲如手足，再加上江湖中的道义，这事你能推出去吗？
那时候，一个“大了”在群众中也很有威信，人家要信任你才能让你来做。他得是主事人，能镇得住闹丧、压得住茬，让一切井然有序。父亲不想辜负了这种信任。
我父母是在姥爷的白事上认识的，我出生后也总被父亲带着一起去参加白事。我并不排斥，因为白事上总能吃到果仁儿、白皮儿点心、水果，很多东西并不常吃到。白事上还有其他的小朋友，对于幼年的我来说，白事就是一场聚会，没有任何恐惧。
父亲送走的那些人，其实都是他熟悉的街坊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那时候胡同里人情味浓，谁家有事帮忙看个孩子，包饺子把皮破的留给自己、送出去好的，这都是常有的事。
有时候送走熟悉的人，父亲会自己从家里带一碟果仁儿，或者拿个酒盅子、点根香烟——这是逝者生前喜欢的，他想要在最后放点逝者喜欢的东西。
有的白事，街坊邻居去得比亲戚多。《花落了》书中的三大爷是我们的胡同长，也是打过仗的老兵。在80多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快活不成了，想见证自己的白事，于是把白事办成了一个“生日会”。他穿上了军装等待着宾客，很多老战友和邻居都去了，大家热热闹闹地和他告别，聊着年轻时的故事。半个月后他安然离去。
三大爷的白事就有点像天津的“老喜丧”，这是天津独特的一个传统。逝者活到80岁以上就属于老喜丧了，如果家属要按老喜丧来办，女性家属头上戴红喜字，寿衣、贡品旁也会放喜字，人们觉得人能活到这么长寿去世，是有福的，大家一起见证着这个老人的离开。
▲如今很多悼念室以鲜花装饰，与几十年前大不相同。受访者供图
我们拥有的爱太多了
以前“大了”管得可细致了，包括谁守灵、孝袍怎么穿、家里怎么烧纸、大家伙怎么吃饭都是“大了”说了算。谁衣服没穿对、扣子没扣好，“大了”是会训斥的，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逝去的长辈。
我父亲平时是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个屁的人，沉默寡言、慢慢吞吞，喜欢喝个小酒儿，但是做“大了”的时候，可以用雷厉风行来形容——他能以很快的速度用白酒给逝者净身、穿衣，并且上面一直盖着被单，给逝者保留身体的尊严。
“大了”始终是为活人服务的，师傅们深知自己的责任，一个“大了”既是义务心理辅导师，又是张嘴就来的脱口秀演员、急救员，甚至是家庭调解员。
这是一个考验应变能力的行当。遇到哭得伤心的家属，“大了”还能见机行事把人逗笑了。比如一家男人去世了，媳妇哭到最后，“大了”开了句玩笑：“两口子过得也不是夺（多）好，甭哭了，再把自己身体哭坏了，他再也不会给你做难吃的饭菜了。”
在天津，熟人间说这些话是不会让人觉得冒犯的，反而大家都理解是知己的安慰，哈哈一笑就止住泪了。当然这也得分场合和亲疏关系。
我做“大了”还扮演过蜘蛛侠，那是我在《花落了》里的最后一个故事。一个7岁的白血病男孩去世，父母想要在游乐场给孩子办一场白事。这场白事更多是为了男孩的妹妹办的，女孩知道哥哥的病很严重，经常问父亲，死是什么？哥哥死了要去哪里？
有一天女孩再次问的时候，父亲告诉她，死是去自己喜欢的地方玩。于是女孩很兴奋地说，哥哥最喜欢游乐园！最喜欢蜘蛛侠！于是每次父母都会给孩子讲游乐园的故事。妹妹还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哥哥，两个孩子都很高兴，兴奋地讨论着这个关于死亡的童话。
在男孩去世前，孩子的父亲找到了我，告诉我他们的计划——我穿着蜘蛛侠的衣服，抱着男孩上摩天轮，他们已经提前和妹妹说好，蜘蛛侠会在摩天轮上变个魔术，蜘蛛侠会带着哥哥消失，哥哥从此以后要和蜘蛛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那天的计划顺利进行，但我抱着男孩准备走的时候，妹妹突然哭喊着不要哥哥离开。她似乎懵懂地意识到了，死亡是什么。
我站上了摩天轮，按照之前的约定，在摩天轮的最高点蹲下“消失”。我轻轻地把男孩放在椅子上，摘下面具擦着眼泪。
我很少因为办白事哭，那次我哭得很惨，我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些伙伴。怀中的孩子就像个透明的小娃娃一样，没有人看到能受得了。
那天给办完白事，孩子的父亲问我：“大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怕死吗？”我摇头，他继续说：“因为我们拥有的爱太多了……”
▲《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图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该哭就哭吧
白事就是花花世界的小缩影，“大了”就是里面的见证者。
为了去世老人的一套房产，几家人闹丧打起来，要把冰棺掀开把遗体抬出，“大了”死死趴在棺材上直到警察赶来；春节前父母车祸抢救无效去世，“大了”答应孩子妈妈最后的遗言，在除夕夜戴着喜羊羊的头套，陪着孩子一起放烟花……
做“大了”，最怕的不是哭得撕心裂肺的亲属，而是完全不哭的至亲。
有一位母亲，家里独生的孩子因病去世了，她表现得非常冷静，面无表情，像个机器人一样照顾着来慰问的亲朋。这种我看到了很害怕，家里人也都注意到了，怕她想不开，毕竟人的情感是需要释放的。
我找个地方和她坐一块聊。我说孩子这样走不再受罪了，对他来说是好的，问她怎么不哭啊？她就告诉我，自己伤心了还得让大伙照顾，不想让大伙不放心。
我告诉她：“我从小也懂事，特别能理解您，一辈子懂事，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但是现在您现在的角色就是个妈妈，不用考虑别人的感受了，该哭就哭吧。”听到这句，那个妈妈抱着我突然哭了。
做“大了”这么多年，我也见过随家人离去的。有个老太太用水果刀割腕自杀了。老人在床上瘫痪了19年，一切都需要家人照顾，但是身上没有褥疮，两条腿萎缩得也不太严重，一看就知道是有人经常给按摩。
我到她家的时候，老太太去世没多久，哭得最厉害的是她的老伴，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他一头白发，很瘦很窄的肩膀哭得一抽一抽，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孤零零坐在一把椅子上自言自语。我那一天突然之间明白了“老泪纵横”是怎么回事。
水果刀是老大爷前一天削完苹果忘在床上的，谁也没有想到老太太偷偷藏了起来。
老大爷嘱咐我好几次，净身的时候，一定要轻轻地给老伴擦拭。“她怕疼，但总忍着不说。”我用很轻的力道抚摸老大爷，和他确认这样行不行。
这样温柔的一个老大爷，在那天晚上，也割腕随老伴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也好像被刀割了一下，这个故事每次讲都像犯心脏病一样疼。
我和他们的儿子说，放大一张父母的合影，他们要在一起，不打算分开，就让他们安心地一起走。其实见多了久病难医的逝者，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不是他们依靠家属活着，反过来是家属把他们当作信念活下去。
▲《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作者韩云。陈财余 摄
两个“世界”
白事上能见识到各种人情冷暖，办完白事之后也一样。现在人们对于死亡的接纳程度高了很多，对入殓师也没有那么深的偏见和敌意。在我小时候，情况可完全不是那样。
刚上初中那会儿，不知道是谁嘴快，我爸是“大了”这件事情被同学和老师知道了。有的老师不批改我的作业，嫌我作业有味道；班里有四个男生每天早自习给我开一场追悼会，不厌其烦。
我曾偷偷在书包里藏了一把小刀，但是家里做白事的，我知道人是很脆弱的，这种事做不得。我把眼泪憋在心里，不敢哭，怕哭了那些同学更嚣张得意。
我也能理解，毕竟那个年代还没有冰棺，夏天接触遗体久了，衣服上难免粘上尸臭味。可理解归理解，心里还是难受。我觉得，白事仿佛是一场聚会，上学是另一场聚会，这两拨人为什么看待“大了”的态度相差这么多。
我一直忍耐着，直到有一天他们竟然给我爸妈开追悼会。我疯了一样把作业本卷起来冲向他们打，结果是他们四个人一起打我，所有同学都看着。
只有我的同桌花猫冲过去帮着我打。当天下午那四个同学又找来外校好几个人，把我堵在学校门口不远的楼洞口。就在我觉得我快被打死时，花猫从天而降，带着一把生锈的菜刀。
他对着空气乱砍一气把那些人镇住，最后冲着自己右手砍了下去。“今天这事，我扛啦。我砍自己一刀，以后咱们谁也别招惹谁。”许是没见过这么狠的人，后来他们都没再欺负我。
不幸的是，花猫的故事也在《花落了》这本书里。他是我们班最帅的男生，也是我过命的兄弟。最后我做了他的“大了”，亲手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到了高中，我开始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同学朋友基本不知道。但是如果父母做白事需要搭把手的时候，我也会去。
我母亲和父亲结婚后，就接下了为一些女性逝者做“大了”的责任。有些女性逝者，家属因种种原因无法为其净身穿衣，就会请我母亲去帮忙。
她是热心肠，也容易入戏，总把逝者当成自家人。有一回半夜，她去一个上吊自杀的人家里，一边给逝者净身，一边数落她：“有什么想不开的，非得走这条路……”
刚入殡葬这行，总有新“大了”害怕尸体，父亲会告诉徒弟：“你惧怕的这个人，是他们家最亲的人，一家子都不想失去这个人。你们这么一想，就不觉得害怕了。”
父亲常用喝醉酒才有的温柔语气，像哄小孩子睡觉一般对逝者说：“这辈子不容易吧？这下好啦，都放下好好歇歇吧。”
对我来说，我也希望能宠着这些刚刚故去的人。不管他们多么僵硬，面容多可怕，但看到男人手上的老茧，女人扁平的乳房，或者被病痛折磨干瘦的身体，我会觉得他们一辈子一定受过很多苦难，我想像宠孩子一样，把他们送走。
跟着父母帮忙多了，我也能理解父亲当年放弃梦想、选择留下来的原因——那种被需要的感觉真的很好。当家属红着眼睛，握着你的手说着感谢的话时，你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有时候，父亲为逝者整理好遗容，逝者的子女甚至会当场跪下道谢。
“我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摊活，我只能传下去，也只能给你。”他对传下去有一些执念，而我也逐渐接了过来。虽然我不想做“大了”，更想做一个作家。
小时候我不太懂什么是作家，只知道记得电视里播出张海迪的故事，她克服了身体上的残疾当了一个作家，阅读自己写的散文，在窗户前看着小伙伴都去上学的那种心境，一下子打动我了。
我当时就想，她怎么能把我的心写得这么真实？我好像跟她一样，她是身体上有残疾，而我是被孤立的那种。
后来发现，做“大了”和当作家也没什么冲突的。30年前我就开始把我经历的白事投稿给杂志社、报社，最多的一次拿到了500元的稿费，顶当时老百姓一个月工资。父辈做“大了”不要钱，到我这里也不好张口，所以稿费也支撑了我一部分的生活。
从我记事到现在，见证了天津殡葬业40年的变化。父辈那个年代做“大了”都是免费的，现在收费，但也更规范、更有个性化。
有的女孩去世前要求穿紧身裤、漂亮的裙子、头上戴着皇冠火化，“大了”会尊重她的请求，也会延续一些老例儿，把棉衣棉裤放在她身旁，告诉火化人员到时候一起烧了。这也代表家属的心意和“大了”的送别之情。
死亡是一面镜子
做一辈子“大了”，这份职业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总有人问我父亲：“做这行，您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其实他的心境早已抵达另一个层面。他常说：“人一死，就变成了植物，从动物回归为植物。”“死是个游戏，和捉迷藏一样，只是这一次躲起来，没有人能找到了。”他能如此看待死亡，不是麻木，而是一种平常心的全然接纳。
这些话，我用了一辈子去理解。人去世这事儿吧，有点像四季轮转、昼夜更替。昨天过去了，不再会回来了，这是一种“逝去”；你看完一本书，不再看了，也是一种“逝去”；人就像是一株植物，花开就会有花落，果实成熟了自然会落地。
人并非在化作骨灰的那一刻才与“死亡”相遇，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经历“逝去”。所以，我们更要讲——活在当下。
我爸说：“看多了死，确实可以让人懂得怎么活。”说到我们“大了”的活法，乐观的天津人基本能做到，那就是“该吃吃该喝喝，乐和乐和得啦”。
我常说，如果我这一分钟是快乐的，十分钟是快乐的，一天、一周都是快乐的，那我这一辈子就是快乐的。我们关注的，不该是生命终结时的悲痛，而是享受与它共处的每一个当下。
曾经有个老人非常惧怕死亡，他问我：“你说我死了之后会去哪呢？”我回答他：“您还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吗？不记得，那就是回那里去。您可以在那儿静静等待，下一回再出发时，或许就带着记忆了。”他一下子就不害怕了。
这就像“庄生晓梦迷蝴蝶”的那种恍惚。生与死的界限，或许只是我们的认知尚未触及真相。就像你把一个苹果拿到小孩面前，再用东西挡住。在孩子的世界里，苹果就“消失”了。也许人类对死亡的理解，仍停留在婴儿般的状态。
话说回来，死亡对活着的人，确实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很多白事上，细心的人也都能感受到——人活着时争名逐利、拼尽所有，但临走时什么也带不走。看着那具遗体，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
现代人想要的东西太多，背负房贷车贷，每天上班疲惫，回家还要照顾老小。社会把人挤压成一个仿佛无所不能的“神”。可当看到遗体时，我们被打回原形——原来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上天入地的本领。我有多久没做自己喜欢的事了？多久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哪怕每星期抽出一两个小时善待自己，这绝不是过错，我们值得拥有这些快乐。
我想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反思。
十几年前，父亲走得突然，生前从未交代身后事如何办理。做了一辈子“大了”，他其实不太纠结最后的仪式，只是想要海葬。
我和母亲租了条渔船，没告诉船主我们要去做什么。那天风浪很大，我却让船往海里开得再远点，圆我爸一个海员的梦。当我把骨灰撒向大海的时候，开船的人跑过来对我说：“介（这）儿不能喂鱼，你们撒夺（多）少食儿也打不上鱼，今儿个没有鱼群。”我们听了，放声大笑。
对于他离开的那个日子，我并没有刻意铭记，也没有非要定下一个纪念日。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从未真正离开。他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血液中，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每当生活或工作中遇到难处，我都会想：如果是我父亲在，他会怎么做？其实，他一直都在影响着我。只要我的记忆还在，他就从未消亡。
我也曾想过自己的白事。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我希望它像一个安静的图书馆。我想挑出几十本书放在那里，根据我当时的能力，在书页上写下我的感想，以及这本书曾给予我的帮助。
在生命的困境中，书籍给了我太多的精神力量，它们也间接记录了我的一生。如果有人愿意从中选几本带走，我会非常欣慰——这些记忆的碎片，将会延长我的生命。
生命如长河，你我皆是渡客。我们因爱而存在，因被记得而延续。我爸跟我说：“忘不了就写下来。”所以我就写了这些，等你看完了，希望你会觉得白事也好、生死也罢，和吃饭睡觉一样，就是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儿。
值班编辑 古丽 康嘻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