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该老人经鉴定还有精神障碍。

近几年，由于精神病人恶性犯罪事件屡屡引起关注，大多数人已经知晓，精神病人犯罪可以不负或部分免于刑事责任。

刑法第18条规定：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行为时造成危害，并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精神病人，不负刑责；必要时可由政府实施强制医疗。

但间歇性精神病在“精神正常时犯罪”仍要追责，“部分丧失能力”的，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第18条对特殊人员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故此，精神障碍成了对该老人另一无法实质处罚的理由。

紧接着，当地警方在经过专业鉴定后，将老人送医治疗也符合我国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不过，按照受害者亲属的说法，该老人此前已多次猥亵女性，那么当地警方在此前就该对老人进行精神鉴定并送医，而非等舆情发酵后再处理。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老人的绝症在法律上并不构成免责理由。无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均无“因罹患绝症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的规定，顶多是在执行环节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予以暂缓或暂停执行。

但这种人道主义关怀如果处理不妥当，就会在公众眼中形成放纵违法者的不良印象。

中国自古有“矜老恤幼”的刑事法律传统，会对犯罪的老、幼、妇孺和残疾者施以较轻的刑罚处罚。

到现在，对未成年人、孕哺期妇女、精神病人、重病与高龄者提供差别化处理，是世界各国法律的通行做法，也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而现实中，这种制度设计的“人道豁免”和公众的观感存在一定的落差。其中原因在于，对那些被人道关怀者的替代性处罚措施不够硬和执行不够实。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公众眼里，不拘留等同于不处罚，宽宥成了纵容。

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虽规定七十周岁老人不得行政拘留，然而，在对方明确且多次违法的情况下，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启用罚款、告诫、责令具结悔过、纳入不良记录、通报家属与社区等配套手段。

或者是，在发生一起猥亵事件后，就及时对老人进行精神鉴定，并送医治疗，便可以避免后续再有人遭到猥亵。

但由于这些替代性措施的缺乏或不及时，让“未拘留”这一合法处置在社会效果上被公众感知为“没处理”，从而，法律的人道关怀被理解成对违法者的纵容。

此外，虽然法律对重疾或绝症患者并无豁免或减轻处罚规定，但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治安处罚中，为了避免这类人被拘留后在拘留场所发生意外，执法人员也倾向于不拘留。公众自然感到不公与失望。

精神障碍违法者免责更容易引发情绪反弹。近几年的治安或刑事案件中，不时出现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的情况，而警方在通报中一般会指明违法者或嫌疑人曾有精神疾病史。

这也触发了特殊的情绪。公众一看到这类信息，会默认该违法者或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不会被处罚，如后续强制送医，还会怀疑是“技术性免责”。

这其中，既有大家把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等同于不受处罚的固有认知，也有精神疾病鉴定程序、结果的公开度不足的因素。

因此，这一系列的落差若不处理好，难免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