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遗体是在二楼平台找到的，我崩溃地看着，她是在我眼前走的，我没能拦住她。”胡女士说。

警方调查——

两人相识于酒吧，事发前互相指责不忠

男友多次劝阻无果，女子趁间隙跳楼

8月4日，衡阳公安蒸湘分局刑侦大队负责人向吴女士的家属告知了案件调查结果。

录音显示，警方表示，8月2日上午6时许，他们接到了多起报警，到场后，吴女士已经身亡，现场有其男友徐某和闺蜜胡女士。经过调查，2024年10月，吴女士与徐某相识于酒吧，2025年1月确认了关系，但未告知双方父母，3月份徐某与吴女士开始同居。

吴女士和其男友

8月1日晚至8月2日清晨，徐某带吴女士去和朋友吃宵夜，后又遇到一个朋友，双方前往酒吧包厢喝酒、唱歌，期间发生了争吵，互相“翻了旧账”，双方都指责对方对感情不忠，与其他异性密切联系。

回家后，两人继续在厕所争吵。期间，徐某指责吴女士对其不忠，并指责其隐私，吴女士因喝多了情绪激动，冲出家门，通过消防通道向楼顶跑去。徐某和胡女士将其拦下后，徐某劝其回家，但吴女士拒绝，徐某便强行拽吴女士，三人在楼梯间里拉扯，导致吴女士衣服被撕破，并摔倒。

徐某在此时回家拿手机。因胡女士拦不住吴女士，吴女士冲到了天台想翻过去。此时，徐某到场，将两人拉了回来，并进行劝解。此时，吴女士趁两人不注意，翻过栏杆，两人赶忙去阻拦。在跳楼过程中，吴女士一直不愿意配合两人的施救。

通过走访住户、通话录音等，还原了一段3人的陈述，吴女士称要坚持跳楼，徐某哭着喊报警，胡女士则一直在说“把手给我，不要跳。”8月2日6时19分，吴女士坠楼。

警方回应——

警方认为男友不当言语不够刑责

其此前在楼道多次制止女方上楼

警方对吴女士坠楼一事，最终作出了排除他杀，认为徐某没有对吴女士长期使用暴力，最终对徐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吴女士家属与民警沟通中，民警说，“如果公安机关、检察院认为该案不构成刑事犯罪，法院也就不会审判此事。”民警表示，认定吴女士自杀，系吴女士在跳楼过程中，有住户听到其说“我就是不想活了，我要跳。”胡女士的报警录音也显示，她一直在哭喊“把手给我，把手给我”。徐某哭喊道，“对不起，对不起！”

家属认为徐某曾说“你放心，她不会去死”，言语刺激了吴女士。民警表示，徐某看到胡女士抱着想翻越栏杆的吴女士后，将两人拉到了栏杆内，愤怒之下说了那些话，“徐某承认，他给胡女士说过‘你不要管她’。”

警方认为，徐某的不恰当言语，是否需要为吴女士的坠楼负责，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徐某一直制止吴女士上楼，并非单方面施暴，因为双方都喝了酒，所以动作比较粗暴。

8月7日，吴先生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他们认为吴女士的坠楼，与徐某的暴力相向和言语刺激有很大关系，“事发后，我们去了妹妹的住处，冰箱里还有7月30日刚刚购买的生鲜食物。8月1日，她还取了快递。”

冰箱里还有7月30日刚刚购买的生鲜食物

对此，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衡阳公安蒸湘分局刑侦大队以及长湖派出所，工作人员均表示，案件处理情况，建议联系公安蒸湘分局政工科。

律师说法——

言语刺激、拉开阻拦者与女子坠楼存在直接关联

涉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或过失致人死亡罪

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磊认为，本案中，关键在于判断男友行为是否构成先前行为引起的救助义务，其判定核心在于认定男友的行为，是否创设了刑法意义上的危险状态，并由此产生法定救助义务。

胡磊分析道，若男友的长期暴力与言语刺激行为已系统性加剧被害人的心理危机。其在恋爱期间多次实施身体暴力（如殴打致眼部淤青、宫外孕术后施暴），并教唆他人侮辱被害人亲属等，结合被害人此前流露的“被激将就跳楼”的心理状态，被害人可能长期处于自杀高危情境中。案发当晚，男友在酒吧指责被害人不忠，回家后继续争吵，导致被害人酒后情绪失控冲出家门，其行为直接诱发了跳楼的紧迫危险，属于刑法意义上的 “先行行为”，即通过积极作为使被害人陷入现实、紧迫的危险状态。

其次，男友在危险发生时的物理阻隔行为进一步强化了救助义务。当被害人攀爬栏杆时，男友将唯一阻拦者拉开，并以“你放心，她不会去死” 等言语刺激，客观上消除了最后的救助屏障。这种行为并非单纯的不作为，而是主动强化危险的表现，符合“先行行为增加危险”的要件。根据刑法理论，若行为人因自身行为使他人处于危险状态，即负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此义务来源具有法定性，不因其后续施救动作而免除。

再者，男友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条件因果关系。被害人的自杀决意或是长期压迫与即时刺激的累积结果，男友的暴力、言语刺激及阻隔救助行为构成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警方认为因果关系较弱，但结合被害人4月已流露轻生倾向、案发前多次争吵等情节，男友的行为显著升高了自杀风险，符合 “若无先前行为，结果大概率不发生” 的条件关系。司法实践中，类似“刺激+阻隔救助”的行为通常被认定为与危害结果存在直接关联性。

因此，警方将男友的暴力行为定性为“制止跳楼”存在逻辑矛盾，男友明知被害人情绪崩溃且有轻生倾向，仍以刺激性言语和物理阻隔强化危险，对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符合间接故意的主观要件。构成先前行为引起的救助义务，涉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或过失致人死亡罪。

若存在长期暴力行为且言语嘲讽，或涉嫌虐待罪

胡磊认为，涉事男友徐某或还涉嫌虐待罪，该罪构成需满足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性虐待行为”“情节恶劣” 三个核心要件。

从本案事实看，吴女士与徐某自2025年3月起同居，属于长期共同生活的亲密伴侣。徐某的行为已呈现持续性、反复性的虐待特征：4月因争执殴打吴女士致眼部淤青，在其宫外孕术后身体虚弱时仍实施暴力；7月教唆前女友辱骂吴女士父母，通过侮辱亲属进行精神刺激；案发前不仅在争吵中指责其不忠，更在楼梯间撕烂其衣服、将其摔下楼梯，以暴力手段加剧其屈辱感；最终在天台以嘲讽性言语刺激，成为压垮吴女士的最后推力。这些行为既包含肉体上的殴打，也包括精神上的羞辱、威胁，且从4月持续至8月，符合“经常”实施虐待的特征。

胡磊表示，从“情节恶劣”来看，徐某的虐待行为或超出一般冲突范畴：若多次暴力殴打叠加持续性精神羞辱，则可能直接导致吴女士产生自杀念头并最终实施，属于“因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形，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中 “情节恶劣” 的加重情节。尽管吴女士的死亡形式是自杀，但结合其生前多次流露 “被刺激就跳楼” 的想法，以及徐某在其情绪崩溃时的刺激行为，可认定其自杀与长期虐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符合虐待罪中“致使被害人死亡”的认定标准。

胡磊分析，警方仅作行政处罚或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建议进一步侦查其主观认知与因果关系的直接性，结合司法鉴定综合判断其是否构成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