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旦失去与中国的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阪。

而一个靠大阪选区维系议席的参议员，如果因个人行为切断了与中国的往来，又能保有多少政治影响力？

这一点，维新会内部心知肚明。

更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大阪世博会的筹备。

早在2021年5月，大阪主要企业就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获得了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联合项目的7500万美元（约83亿日元）贷款，用于能源相关建设。

大阪在关键项目上的资金链，与中国存在联系。可以说，正是维新会内部有识之士在推动着这一系列合作。

如果完全切断他与中国的往来，对一个依赖大阪选区的参议员来说，无异于自毁前程。

总体看，中方的态度始终很明晰，中方始终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建设性管控分歧，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过，面对石平之流的挑衅，中国仍会拿起多元的反制工具进行反制。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宋国友告诉谭主，长期来看，制裁的本质并不在于石平个人，而在于震慑和约束，让更多人意识到错误言行的危害。

换而言之，这次制裁更大的意义在于警告其他日本政客和反华势力。

如果把外交部历次关于反制的表态和文件放在一起看，会发现走到如今首次公开制裁日本政客这个阶段，中间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2019年12月。

当时，外交部开始通过发言人表态宣布制裁，正式公开确认采取反制行动。2019到2020年基本如此。

第二个转折出现在2021年3月。

中方首次对制裁对象公开、且明确采取三类制裁措施。同年，《反外国制裁法》正式颁布。

《反外国制裁法》内容

《反外国制裁法》明确规定可对制裁对象采取多种措施。

法律一出，制裁的做法也就有了标准化的框架。

第三个变化出现在2022年12月。

当时，外交部部长签署外交部令，对余茂春等人实施制裁。这是首次以正式外交部令方式执行，标志着我国反制裁工作的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外交部反制手段逐渐丰富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告诉谭主，制裁本身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法律表达，首要作用就是威慑。它意味着，只要存在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中国就可以动用法律工具库进行反制。最新这次对日参议员的制裁也说明中方的手段正在趋向成熟、体系化。

《反外国制裁法》除了明确的三类措施，还留有一条“其他必要措施”。

霍政欣跟谭主分享，我国的反制工具箱里，不光有《反外国制裁法》，还包括“不可靠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经济工具。需要的时候，都会适时使用。

那些妄图散布涉华不实言论的政客，也得掂量掂量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