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某媛的论文中，最容易被注意到的便是全篇多处明显的“笔误”。例如，杨某媛论文中摘要部分的中英文关键词并不一致，比如“母职惩罚”和“Outside Option”，后者意为外部选择权。研究背景第二页出现《离婚法》，而至今国内未曾颁布《离婚法》。论文第四页出现“全国总人口从1049年之前的5.42亿”的描述，其实应为1949年。刘婧表示，这类低级错误的出现频率已到了“导师看一眼就会打回去”的程度。

图为杨某媛硕士论文截图

此外，郑岩分析称，一般审稿人或导师看到这样的题目，一定会非常注意其选题背景、数据来源和研究变量。“影响家暴发生的因素极多且关系复杂，为什么把生育行为单独作为研究对象，论文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部分缺乏足够阐释，从参考文献也不太能看出生育行为和家暴之间可能存在的直接联系。”

刘婧指出，从题目可以看出，该论文应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法。这是一套规范的实证分析。“论文的工作量看上去非常大，但数据基础就有问题。”她分析，“使用数据前，我们通常需要把原始数据转变为适合本研究的专门的数据库，但这篇论文没有告诉我是否或者如何进行的这些操作。”她也发现，论文中多个表格里分项值的加和与总值都对不上。此外，印度与中国两国在生育等社会问题上具有怎样的可比性，论文也没有给出清晰说明。“从结果来看，作者只是搜集了两个国家各自的数据，并进行了回归分析。”刘婧称。

从分析手段来看，刘婧指出，论文中的回归分析大多只给出了显著性检验。“事实上，任意两列数据，只要操作方法得当，都能找到二者之间显著相关的证据。”但统计学上，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性。在刘婧看来，该论文通过各种分析得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身就难以站住脚。“例如文中有一项结论是‘生育率越高家暴率越高’。” 郑岩指出，这一结论是欠妥的，因为也可能是反过来——家暴率影响着生育率。

此外，刘婧指出，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很难抽象成若干个变量间的简单关系。如果要用这样的关系去解决问题，就必须说明所用模型的有效性，也就是说结果需要检验。从杨某媛的论文来看，这部分是完全缺失的。

杨某媛的论文多次引用了一位叫Kelvin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但不仅参考文献中未曾提及，甚至在文中引用时也出现了“Kelven”“Kleven”等多种写法。也有读者发现论文的部分段落与2022年《现代世界警察》期刊发表的论文《印度反家庭暴力的实践与成效》高度相似，没有规范引用。关于该论文是否涉及学术不端，刘婧表示虽然有抄袭的迹象，但还有待专业审查。

“一看就不可能通过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