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委原书记蒋超良被“双开”：失职失责造成不良影响，大搞家族式腐败
2025年10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3名“老虎”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其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报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蒋超良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湖北省委原书记蒋超良被“双开”（资料图）
经查，蒋超良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背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安排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失职失责，造成不良影响；贪婪腐化、恣意妄为，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和家族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贷款审批、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通报称，蒋超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蒋超良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蒋超良曾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是今年落马的第2个正部级“老虎”。
公开简历显示，蒋超良，男，汉族，1957年8月生，湖南汨罗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198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2月参加工作。
蒋超良曾在银行系统工作超30年。早年他在湖南省岳阳地区工艺美术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湖南财经学院财政系财政专业学习，毕业后进入中国农业银行工作，逐渐升至国际业务部总经理，1996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担任银行司副司长。此后曾任央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广州分行行长、行长助理等。
蒋超良曾在银行系统工作超30年（资料图）
北京青年报旗下“政知新媒体”曾介绍，蒋超良到央行第二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他以“救火队长”身份，被火速派往人民银行深圳和广州分行，处置问题金融机构风险，快刀斩乱麻，最终以决断能力和应变能力为自己赢得声誉。
2002年9月，蒋超良“空降”湖北省，担任副省长、党组成员，成为地方大员。不过两年后，他又重回银行系统，先后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等，2014年8月成为吉林省省长候选人，此后顺利获任开始主政吉林省。
2016年10月，蒋超良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到湖北工作时，蒋超良提到，自己将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遇到矛盾不绕、面对困难不躲、解决问题不拖，对侵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人和事，“零容忍”、不留情、敢亮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2020年1月23日，蒋超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肺炎防控指挥部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把抓疫情防控作为当前中心工作，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2020年1月30日，在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上，蒋超良为在疫情当中逝去的同胞默哀。他说，“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心情很沉重，去年12月底以来，我省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我们向在这次疫情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在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上，蒋超良为在疫情当中逝去的同胞默哀
2020年2月1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蒋超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一个月内，他先后卸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此后，蒋超良担任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25年2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超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10月27日还通报，中国一重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陆文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陆文俊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组织原则缺失，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业务承揽、佣金支付、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此外，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张建华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投资入股、行政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