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霞的梳妆台，是“成都大轰炸”的见证
一张梳妆台，累累弹痕印，木质肌理被战争撕开狰狞的裂口。
一面本该映照幸福的梳妆镜，如今已作为成都大轰炸的血泪见证——它是成都人李幼霞的陪嫁物，轰炸到来，弹片划过梳妆台，震碎了玻璃，也震碎了无数个成都人的家。
从2005年到2017年，39位成都大轰炸亲历受害者对日跨国诉讼一打就是十余年。虽然官司还是败了，但日本承认了成都大轰炸史实。
如今，这些亲历者中仅2位健在。“‘成都大轰炸’受害幸存者，现在都是白发苍苍的耄耋之人。在无差别轰炸中受难的被害者们，没有名字的记录，也没有纪念碑，‘活过的证明，死了的证据’都没有。”成都大轰炸公益代理律师徐斌感叹。“如果您以为这场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与我无关，那您就大错特错了。”
接下来，诉讼还将继续，包含“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在内的“重庆大轰炸”诉讼团，准备在国内向日方发起诉讼。“为了纪念，更为了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李幼霞的梳妆台，台面留下的3片弹痕是日军轰炸成都的历史见证
弹片划过梳妆台
在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一张留有弹痕的梳妆台静默地立在展厅内。它的所有者是成都大轰炸亲历者李幼霞，2000年，李幼霞老人及其家人找到建川博物馆，他们希望将这个老旧的梳妆台捐给博物馆，作为“成都大轰炸”的见证。
▲李幼霞的梳妆台
手指抚过梳妆台弹痕凹陷处，成都大轰炸的硝烟在指腹下“复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采取“以炸迫降”战略，轰炸目标是中国大后方。几年时间里，对川渝几十个县市进行轰炸、空袭，其中以重庆、成都遭受的轰炸最为惨烈。档案记载，1938年至1941年，侵华日军22次空袭轰炸成都，共计出动飞机532架次、投弹1763枚，造成3532人伤亡、10594间房屋损毁。
这张梳妆台是李幼霞结婚时的陪嫁物，原本见证幸福的梳妆台成为不幸的见证，李幼霞家三口人在大轰炸中遇难，房屋被炸成瓦砾，梳妆台面上还留下了3道弹痕。这一张记录历史的梳妆台，也成为建川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根据史实案件写的《重庆大轰炸（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受害史事鉴定书》
12年跨国诉讼
梳妆台之外，成都大轰炸亲历者及其后代家属对日方的控诉从未停止——一场跨国官司一打就是12年。
2005年，由“成都大轰炸”“重庆大轰炸”“乐山大轰炸”“自贡大轰炸”和“松潘大轰炸”等亲历者及后代家属组成的“重庆大轰炸”诉讼案开启，共包含188名原告，涉及成都的原告有39名，其中包括著名作家车辐。188名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为每人1000万日元，一共是18.8亿日元。
▲成都大轰炸部分亲历者在日本
“大轰炸的民间对日诉讼，从2005年一直持续到2017年。”成都大轰炸公益代理律师、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二级律师徐斌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们发起起诉有两个用途，一是让日本政府承认加害史实，通过法律判决的形式，使得日本承认对中国侵略和轰炸的事实；二是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到‘成都大轰炸’的史实，继而促进日本政府对于这一事件的道歉。”
▲成都大轰炸亲历者苏良秀（左二）及其女儿马兰（左三），成都大轰炸公益律师徐斌(左一)
2015年2月2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案跨国诉讼进行一审判决，全面驳回188名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以及赔偿总额18.8亿日元的诉讼请求；2017年12月14日，东京高等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法庭宣布原告败诉并驳回其诉状。
▲2014年，成都大轰炸亲历者苏良秀在日本
“判决书有八十多页，承认了加害事实，但不予赔偿。日方主要理由包括：一是国际法主体是国家，个人并不具有国际法主体性；二是国际法规范上即使规定了个人权利，个人也只能请求其本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向加害国提出请求。”徐斌表示。
诉讼结果出来后，2017年，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专家金明（现已退休）专门写文章驳斥日本法院，“个人的国际法主体性问题与个人是否可以主张在国际法上享有的权利，尽管有一定联系，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国际法主体的构成既要求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也要求能独立通过国际程序实现这种权利和承担义务。也就是既要求具有实体权利能力，也要求具有国际程序上的能力。由于现行国际法规范对于个人的国际程序能力还有疑问和不同意见，因此就否定个人在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是不合逻辑的。”
日本承认成都大轰炸
“对于我们来说，这场官司赢了一半，也输了一半。”成都大轰炸亲历者后代杨小清多次前往日本，“赢的部分是日本终于承认‘成都大轰炸’的史实，输的部分是日本拒绝道歉，也拒绝赔偿。”
▲成都大轰炸亲历者后代家属杨小清，曾前往日本参加诉讼
记者在判决书中看到，日方对成都大轰炸事件的概述是：“成都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日军从1938年11月8日至1941年8月31日对成都市中心地区进行了至少21次轰炸……21次轰炸共造成1388人死亡，1988人受伤，房屋损失10594间。轰炸中倒塌的建筑物大多是平民住宅，死伤者也大多是平民。”其中，还有成都大轰炸期间每一年的受害概况，飞机数量、投弹数量，以及死伤者人数和财产损失都记录在案。
“现在也常有人问我，成都大轰炸你们获得赔偿了吗？我说没有，日本政府判驳回。”徐斌说，“如果仅因为败诉的结果而质疑我们这场诉讼的发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作为民间对日诉讼索赔，我们努力了，民众知道了这段近代史不应该遗忘的战争，也是部分的胜利。”
▲成都大轰炸的39名原告，目前已知健在的成都大轰炸亲历者仅剩2人
“成都大轰炸受害幸存者，现在都是白发苍苍的耄耋之人。在无差别轰炸中受难的被害者们，没有名字的记录，也没有纪念碑，‘活过的证明，死了的证据’都没有。”徐斌感叹，“如果您以为这场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与我无关，那您就大错特错了。”
徐斌认为，索赔诉讼的意义已不仅是去（争取）胜诉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索赔维护战争受害者的权益和尊严，同时还原历史真相，让日本政府能真正对侵略行为进行反思。
成都大轰炸亲历者仅剩2人
判决书中，还记录了67位亲历者被轰炸的经历，有的亲历者四肢严重烧伤终身残疾，有的亲历者怀孕3个月流产，有的亲历者被炸后丧失左耳听力，更多的人在当时就已去世，由死者家属代为提起诉讼。
▲判决书中，67名成都大轰炸亲历者的情况
“据我了解，目前已知健在的成都大轰炸亲历者仅剩两位：95岁的苏良秀和87岁的达朋芳。”徐斌表示。
2025年7月27日，部分成都大轰炸的亲历者和后代家属专门赶到人民公园成都大轰炸遇难同胞纪念雕塑前，悼念成都大轰炸遇难同胞。
当天，苏良秀的女儿马兰也专程赶来，“我母亲苏良秀，成都人，今年95岁。她是成都大轰炸的亲历者、受害者，成都大轰炸造成母亲家毁人亡。”马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1941年7月27日，日军投下炸弹，粗壮的核桃树被炸得连根拔起，6间房被炸成一片废墟。躲藏在核桃树下的6位亲属当场被炸死，母亲和她的幺婶、表姐身负重伤。”
▲苏良秀的女儿马兰
当时的苏良秀不到11岁，四肢被大面积烧伤，右腿髋关节被炸成重伤，“到如今，母亲全身伤疤仍在，右腿髋关节错位最后也没有治好，终身残疾，痛苦一生。”马兰表示。
“1938年，我出生在（原）成都市永靖街。一生下来就遭到了日本轰炸成都。”达朋芳告诉红星新闻记者，1941年7月27日那天，“一枚炸弹投在了我家，我当时正在院子里面玩耍。幸好我母亲把我抓得快，不然我也被炸死了，从此之后我也成了残疾人。原本四世同堂同住一处的格局被打破，房子被炸坏，无力修复。一家人只好各奔东西。生意萧条，倒闭破产，哥哥姐姐因为无力支付学费失学。”
判决虽已结束，但成都大轰炸的诉讼还在继续。徐斌说，正在着手准备在中国发起诉讼，“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以来，打得最长的一场官司。只要我在，官司就会一直打下去。”
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部分图据受访者
编辑 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