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关键在于，所有故事没有以通俗、顺畅的方式被讲述出来，反而呈现出一种烦琐、扑朔的面貌。这首先缘自语言的高墙，拉斯洛惯用长句，往往整页也不见一个句号、一个分段，也经常语法模糊、修辞复杂，一眼望去即令人窒息。进而在繁复的形式与结构设计下，一道道高墙又被修筑成了迷宫，蜿蜒回环，乱人耳目。

这当然是拉斯洛的有意为之。他说过，自己的偶像是卡夫卡。对他而言，创作即实验，是拓展文学疆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他压根就不想写跟其他作品没什么两样的东西。而且他希望打破故事的诱惑力，通过增加阅读难度逼迫读者更加专注，从而接近表层叙述之下真正的思考。

事实上，拉斯洛注入在文学背后的所思并不神秘，甚至有些似曾相识，特别是其中那种苦涩的幽默、冷峻的荒诞与赫拉巴尔、赫塔·米勒乃至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人的作品如出一辙。他们同属于20世纪东欧文学的脉络，都经历过一段特殊的历史，在他们的笔下，文学天然地指向于怀疑与反省。

具体说来，拉斯洛想要表达的始终是对某种绝望困境的揭示，正如他自己所说，其所有的作品都是《撒旦探戈》的2.0、3.0、4.0版，无非在讲述“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从一次毁灭到另一次毁灭”。而无疑，这样一个残酷的认知来自沉重的现实，既是惨痛的集体经验，更是刻骨的个体记忆。

悲观与迷恋

这种绝望困境的记忆，在拉斯洛身上不只源于一时一地。1987年，他凭借《撒旦探戈》拿到了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奖金，从而移居柏林，在那里他见证了另一场巨变，也经历了一次更大的幻灭。

对此，他曾经这样回忆：“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们有种幻想，觉得有一个绝对理性、自由、奇妙的世界。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们看到了梦中的自由世界，但那是现实的，是苦涩的，是不提供幻想的。”幻想的破灭显然也影响着文学。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拥有明确指向的，但当曾经的对象已然消失，一切似乎全都失效了，连为谁而写都成了一个问号。

所以自那以后，拉斯洛的文学迷宫变得更加繁复，因为他要处理的不再是具体的讽刺与批判，而是普遍而永恒的困境。在他看来，绝望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所有历史都是一出悲喜剧，在笑与泪的不断循环中，消解了所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