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还记得，来高研中心之前，聂华桐找他谈话，只说“你想研究什么都行”，还给了一大笔启动经费，直到最后也没有用完。

既然这种自由的模式是“跟着人走”，人才，尤其是某一领域的顶尖人才，就成为中心发展的关键。

清华大学“姚班”的创办人姚期智最初是清华高研中心2004年引进的，当时，他正值学术盛年，且在美国事业发展稳定，突然回国，令很多人吃了一惊。实际上，这一切仅仅始于“一场简单而随意的饭局”。

朱邦芬回忆，当时，清华物理系举办“与大师面对面”系列讲座，他正担任物理系主任，请“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教授来给学生讲自己的学术人生。讲座结束后，他请姚先生吃饭，聂华桐作陪。三个人闲聊，姚期智说起夫人在香港，聂华桐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夫人在香港，你在美国，你们隔这么远，不如你到清华，至少和香港没有时差。姚期智笑笑，似有意动。当晚，聂华桐立刻向杨振宁汇报此事，“杨先生当场就决定，无论如何，想办法把姚期智留下来，全职进入高研中心。”

“杨先生当时说，他（姚）在普林斯顿的工资多少，我们这里给的完全match，差额从基金会里拿。”朱邦芬回忆说，“杨先生非常果断，而姚先生也很痛快地下了决心，因为杨先生是他从小的偶像，”朱邦芬形容道。

这里提到的基金会，是香港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北美基金会”。这也是参考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做法，为了保证学术的自由和独立，资金的独立和充足是首要的。高研中心成立后，杨振宁立刻开始筹款，他以个人名望和人脉在香港和北美分别注册了两个基金会，并带头捐款了100万美元。也是在杨振宁的劝说下，很多朋友也都捐了款，此外，他还把自己每年100万薪资的部分用于中心。据朱邦芬介绍，基金会运行良好，目前里面约有1500万元左右，这笔钱至少够中心维持约几十年，每年只需要动用少数本金，主要是给中心人员提供补贴或改善待遇。

2005年，中心又聘请“密码女王”王小云担任“杨振宁讲座教授”。王小云一直在山东大学，师承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当时，她的成果已经在国际上知名，只是密码学和中心其他的物理、数学等研究领域联系不大，“但杨振宁觉得她这个研究厉害，有前景，而且对国家有用，所以拍板把她招了进来。”朱邦芬说。这也是典型的“跟着人走”。

实际上，高研中心虽然不限制研究人员具体的研究方向，但在招聘人员时就大致限定了研究领域，杨振宁先生定了“大的方向”：一是不做实验，只做理论研究，这点和普林斯顿一致。朱邦芬指出，做实验还需要场地和设备，现有的经费将远远不够，高研中心不是物理系，没必要“把摊子铺的这么大”，要有自己的纯学术定位；二是不招聘粒子物理和核物理领域的研究人员，重点发展凝聚态物理。目前，中心有六个方向，除了凝聚态以外，还有冷原子物理、生物物理、理论计算机，天体物理和数学，其中凝聚态物理方向的研究人员最多。

杨振宁一贯的看法，是在当下这个历史阶段，高能物理至少在几十年内不会出现突破性的成果。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一句话，party isover，翻译成中文是“盛宴已过”。2016年，关于大对撞机的讨论让他的这一观点再次引发大范围争议。近几年，在各种不同的公开场合，不断有人反复问他，是否改变了这一看法，他给出的答案总是斩钉截铁的否定。但这不只限于学术上的争议，在清华园，他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整个高研中心和物理系的发展。他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该将重点投向更有前景的领域，比如凝聚态物理。

在朱邦芬看来，杨振宁在招人上有两个主要标准，一是看他的学术成果和发展潜力，二是研究方向。“杨先生很重方向，他特别主张你在一个新的领域刚开始的时候就进入，这样比较容易出重要成果。”他说。

清华大学前任校长陈吉宁曾评价：“在杨振宁推动下成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不仅在学术前沿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清华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朱邦芬认为，杨振宁对清华体制最重要的贡献，是“最早为清华建立了一个学术特区”，“这个特区对清华后来的很多改革，包括制度改革和人事改革等，都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