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19岁的女孩李博雯从山东诸城启程前往马来西亚留学，9天后，她从住所39楼跳下。从李博雯留下的遗物中，父母发现女儿生前遭遇了一场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和家人分隔，与当地社会亦缺乏紧密联系，处于“孤岛”境遇中的留学生群体，正成为电诈分子的围猎目标。
坠落
女儿出事后，李明磊会反复回看女儿抵达马来西亚后拍的照片。画面里，李博雯穿着黑色短袖，体型匀称，留着齐刘海和利落短发，带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带微笑，右手比耶，看起来很有精神。她的左右放着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和一个棕色拎包，大大小小的行李提示着她将在这里开启长达三年的留学时光。
图为19岁的李博雯抵达马来西亚后拍的照片
李博雯出生于2006年，今年19岁。去年高考失利后，李明磊和妻子决定送她留学。李明磊说，女儿高考400多分，在国内只能上专科，未来还要继续升本科，时间长，花费也不少。他咨询了朋友和中介，决定直接申请国外的本科，在比较了不同国家的语言环境和留学成本后，最终选定了马来西亚的博特拉大学。
李明磊看得出女儿对留学生活很期待。出发前，她自己订机票、租房子，一个人收拾了所有的行李，没让父母帮忙。这是李博雯第一次一人去这么远的地方，从他们家所在的山东诸城没有直达的飞机。3月13日这天，她先到青岛机场登机，转机到厦门住一晚再换机。李明磊和妻子一直在叮嘱她注意安全。
没想到，9天后，女儿就出事了。3月22日晚上，一位在马来西亚的老师给家里打电话，说有一个孩子从博雯居住的大楼坠楼。李明磊心里一紧，下午女儿就有些不对劲。2点钟左右，女儿给妻子打语音电话，聊天中突然问，“家里有多少钱？”母亲很纳闷，女儿平常很少关心这些，只说“也没多少钱，但够你上学用的。”李博雯语气开始有些着急，说自己涉及到一起案件，有警察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帮她处理一件事情，需要交25.8万元作为保证金，查清确认自己与案件无关的话，保证金会被还回来。她还说，有2周的时间筹钱，希望母亲可以转账。
李博雯给母亲发送的手写信件
李明磊对本刊记者说，妻子当时就提醒女儿，肯定是遇到了诈骗，她叫博雯不要理他们，如果有事要么报警，要么联系大使馆，实在不行，她可以去马来西亚帮忙处理。挂断电话后，李博雯又给母亲发送了一份手写的信件和一些聊天记录截图，再次提到了25.8万元，说“如果这25.8w交不上，这位jg（警官）不仅会失去工作，还会面临调查，而我会有比一年半更久的时间见不到你们”。她还特意嘱咐母亲不要跟任何人说，不要告诉父亲，也不要找律师，“说有保密协议，发完很快就撤回了。”
“我现在就是后悔，如果当时打了电话是不是就好了。”李明磊哽咽着说，从当晚6点多开始，李博雯就失联了。文字不回复，语音没人接，李明磊赶忙联系中介和学校，找当地的老师去核实情况，身边能托的关系也都找了一遍。3月23日晚上11点多，李明磊和妻子在马来西亚当地医院太平间，见到了女儿最后一面。
在收拾女儿遗物的过程中，他们在女儿手机里看到了一份女儿留下的文字，上面写着“自白书”三个字。两人才知道女儿陷入了一场被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在“自白书”里，李博雯提到，自己3月18日中午接到了马来西亚通讯局电话，称她有一个国内电话号码到处发布诈骗短信遭到举报，随后有一名“警察”告知她卷入的一起诈骗案害死了一名老奶奶。自此，她被“警方”要求随时报备行程，并通过让她下载软件，远程24小时监控。
除了“警察”外，还有一名“检察官”联系过李博雯，催促她尽快交钱，不然会连累家人。“我女儿太善良了，甚至会为了这个老奶奶感到内疚。”李明磊能够体会女儿当时的恐惧和害怕。从小到大，李博雯一直是个善良内向的孩子。她的生活半径从未离家太远，小学和初中的学校，步行5分钟就能到达，高中稍远一些，三年来早晚都是李明磊开车接送，“生活照顾得事无巨细”。李博雯经常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之前，“上学时她就因为太老实，吃过亏，高一有个同学总让她帮忙刷卡带饭，又不给她补钱，还是她妈妈发现饭卡里的钱花得太快，追问她才说。”
李博雯手机里的“自白书”
马来西亚警方在李博雯的住所找到了她扔掉的一张纸条，上面列出了她所能想到的所有筹款来源，她用“X”将所有方式都否定了：“找朋友借X”“找同学借X”“打工筹钱，太慢X”“找父母要，父母也没有多少钱X”。李明磊告诉本刊，25.8万几乎是他们一家的全部积蓄。他和妻子养育一双儿女，妻子负责带孩子。早年李明磊在诸城开冷库，大约从2014年左右，生意逐渐走下坡路，每年都赔钱，去年9月，李明磊转开顺风车，一天最多接8单，每单大约50元，刨除电费，保养车的费用，每月就剩7000元左右。
“她知道（家里）拿不出这笔钱，又害怕去坐牢，最后精神崩溃了。”李明磊看了监控才知道，女儿在3月22日和母亲通过电话不久，乘电梯到了39楼的天台，一跃而下。
逐步步入的骗局
女儿离世后，李明磊应对悲伤的方法是不断和女儿“说话”。每个月他都会带着女儿爱吃的蓝莓、苹果去墓前和女儿聊天，每天都要打扫博雯的房间，擦擦书桌和窗台的浮灰，拖地，整理她喜欢的摆件和首饰。晚上失眠的时候，他也会去女儿的房间，摸着女儿躺过的床单，默默流泪，“我现在就是希望能早点得到一个说法，我们也想回归正常的生活。”但警方告诉他调查难度很大，诈骗分子和李博雯的通话都在软件上进行，信息内容已经被删得差不多了，而且当时对方还没有提供具体卡号信息，“几乎没有线索”。
看到李博雯遭遇电诈的细节，在日本的留学生赵俪君觉得她的经历和自己很像。赵俪君告诉本刊，自己是今年1月收到自称是东京入管局的电话。当时，她到东京不足三个月。对方称她有文件未取。那段时间她一直在做出入境相关的材料申报，办理在日留学生资格，她以为是前几天提交的材料有什么问题。结果，对方告诉她这份文件是“出入境限制令”，具体理由不清楚，可以帮她转接国内广州市公安局，还提醒她去官网核实公安局的号码。
电话挂断没有几分钟，一个国内电话打来，来电显示确实和赵俪君在广州市公安局官网查到的号码一致，“这时候我已经有80%相信了。”一位自称是陈建安的“警官”告诉她，她名下有一张电话卡涉及跨国金融诈骗案，要配合做远程笔录，需下载通讯软件Skype，并要求她关闭一切电子设备，保持环境安静，还在做笔录前宣读通知文件，“流程模拟地非常正式”。
在笔录最初的几秒钟，陈建安还开了摄像头，赵俪君能看到他穿着蓝色警服，戴着警帽，报告了自己的警号，身后墙上挂着国徽和红字标语，“看起来真的很像电视剧里的派出所”。这期间，还出现了另一名“警察”李瑞东，看着是陈的上级，他告诉赵俪君，她的身份信息不止被用于办理了电话卡，还在去年办理了一张银行卡，被用于从事犯罪活动，涉案金额高达287万，受害者15人，其中一名老奶奶因为被骗钱自杀。被当成嫌疑人对待，赵俪君觉得很被冒犯，但核实过来电显示的号码，越过了一开始的信任门槛。她想要配合下去，并相信自己会得到公正的裁决。
在接下来的11天里，除了换衣服和洗漱，赵俪君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在家里要开电脑、平板两个摄像头，每隔一小时，汇报自己做了什么，“要具体到某月某日，某地点，几分几秒，刚才做了什么，即将要做什么”。如果出门需要每隔两三个小时发定位，报告位置。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剧本。第一周的主题是“洗清嫌疑”。李瑞东每天都给赵俪君会打半小时电话，不断复讯，还要提供证人证言，写她在涉案银行卡开户当天具体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在纸上签字，摁手印，还要写一封“自白书”，包含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用于向法官求情。第二周开始“上压力”，赵俪君说，“他们不断说是因为我没有保护好身份信息，才让别人有可乘之机，害死了老奶奶。每当我反驳我也是受害者的时候，他们会一直打压我，说我自私，一点不为别人考虑，真正的受害者钱被骗光了，在国内都活不下去。”
《只是弄丢了手机》剧照
在24小时监控的持续压力之下，赵俪君开始出现神经性过敏样红斑，从脖子一直蔓延到腰部，覆盖了整个右侧躯干。每天早上醒来，赵俪君都难以相信自己活在这样的现实里，白天只有在浴室里，她才能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会突然崩溃大哭。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研究员袁杰对本刊指出，对于诈骗分子来说，24小时监控是一种拿捏“火候”的手段。他们先把受害者放到封闭系统之中，被他们提供的信息全方位包围，之后诈骗分子会慢慢调整施压的强弱，以此来判断受害者的依从性，诱发受害者进入心理不安全的状态中，再以提供解决办法的手段，逐步操控受害者的心理。
赵俪君记得，是在被监控的第二周中间，李瑞东突然说，接下来要召开重要的案情会议，将决定继续她可以继续待在海外还是需要立即被押送回国。“当时整个人都慌了，感觉给我逼到了一个墙角。这时，李瑞东说还有最后一个机会，他假装越级帮我争取到了“检察官”的电话，让我找他求情。”赵俪君说，“检察官”一开始还假意拒绝帮忙，反复拉扯了两个小时，对方才“勉强”同意，提出可以取保候审，要交13万。赵俪君想赶紧结束这一切，没过两三天就打了过去。结果他们又称法官因保释金不足，没有通过申请，让她继续补钱。现在想起来，赵俪君只觉得荒谬，“那时候已经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了，好像丧失了思考能力”。最后，她又转去了35万。
孤岛
从遭遇诈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个月的时间，赵俪君还无法从遭遇诈骗的阴影中走出来。她不敢回到那间待过的出租屋。房间不大，只有18平方米，屋子里的一切细节都是她精心设计过的，买了日式的暖炉，地毯是专门从国内运过去的，窗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和扭蛋。赵俪君说，当她在房间里打开平板电脑，会突然想到这正是之前摆放镜头的位置，那段记忆会再次涌来。
重新复盘这段经历，赵俪君发现自己从未想过对外求助。一方面，对方一直在激发她主动解决问题的心理，给了许多自证的机会，提交照片、指纹，哪怕发展到中期，她也相信这件事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受到对方恐吓，她担心一旦将信息泄露出去，不仅自己会触犯法律，还会牵连家人朋友。袁杰告诉本刊，留学生群体有其特殊性：身处当地主流文化之外，安全感没有那么强；且和家人相隔太远，由于时差或者报喜不报忧的心理，和国内交往相对没有那么及时，容易成为“孤岛”。
2023年，上海市反诈中心曾对2022年以来涉及的境外留学生被骗案件分析发现，案件中受害留学生平均年龄仅为22岁，年龄最小的仅17岁，年龄段主要集中于“00后”，“出境到首次被骗”的间隔时间最短仅为1天，超过半数被骗者间隔时间在6个月以内。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警方2024年共接获327宗内地学生在港遭遇电话诈骗案件，总损失超过2.3亿港元（约2.1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位受害者被骗超过70万港元（约64万元人民币）。其中，8成受害者是来香港一年内的学生，部分受害者甚至在开学前就陷入骗局。
广东省江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彭越自2016年起开始从事反诈工作，他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些年来，在电诈受害群体上能看到明显的变迁。2000年左右，电信诈骗对象还限于老人以及家长，方式多是冒充小孩子出事故，需要赶紧汇钱。随着网络不断发展，个人身份、社交、生活行为等信息被盗取、贩卖以及流转地越来越多，2010年到2020年间，慢慢出现了各类型的电信网络诈骗，诈骗对象涵盖各年龄段，例如冒充公检法、机票退改签、虚假投资购物，网络交友等等，面向境内所有群体，从老到幼，不分职业特征。
《公诉》剧照
彭越说，2020年10月，全国开始开展“断卡”行动，依法清理和整治涉诈的手机卡和银行卡，并不断加大力度开展反诈宣传。这之后，诈骗团伙针对境内实施诈骗的成本越来越高，他们开始向留学生群体下手——留学生普遍家境不错，而且境外和国内反诈宣传有一定信息差，宣传力度没国内深入。在彭越的感受和同行的交流里，从去年开始，涉及留学生的电诈案件势头越来越猛。在本刊采访的遭遇电诈的留学生们印象里，诈骗常发生在老年人群体之中，“只要我不贪小便宜，就不会遭遇诈骗”。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邹红对本刊记者指出，认为电诈只和老年人相关，只与贪心获利有关，都是常见的错误认识，现在的诈骗手段完全可以达到针对个人的特定画像，量身定制的程度，不同人群、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都有不同的诈骗手段，“总有一款适合你”。彭越告诉本刊，警方针对电诈的后续调查面临不少阻碍，现在派出所都会配备专门采集APP数据的设备，第一时间采集相关线索信息，但是，往往事主醒悟的时候，可能会因情绪激动将其删除，或者察觉被骗时间较晚，没有保留相关记录，又或者被诈骗分子以话术诱导删除，有些软件诈骗分子直接可以用技术远程删除，导致线索被抹杀。另外，这些诈骗分子基本都通过黑灰产买到虚假身份信息，打到账户里的钱，会迅速被线上或线下交割转移，大大增加了追踪和挽损的难度。
在李博雯离世后，李明磊没有一天不想起女儿。他说，博雯一直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心思细腻，看到他翻修老家的小院子，会专门买冰袖送给他，怕他晒伤。过生日、父亲节也会买些刮胡刀这类的小礼物哄自己开心，日常会提醒他开顺风车注意安全。
女儿离开后，李明磊试图继续开顺风车，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撑起这个家。那时正赶上五一，看到许多放假回家的女孩子拖着行李在街上走，李明磊的眼泪立刻就止不住了，根本没法开车。他说以前刷短视频时，总能看到婚礼的视频，女儿挽着爸爸的手走红毯，听到比较精彩的致辞，他还会偷偷记下来。他常会想象博雯结婚时挽着自己的场景，“但是现在我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什么都没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李博雯、袁杰、彭越、邹红外，均为化名）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 栾若曦 编辑 王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