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合同关系与劳动合同关系虽然仅一字之差，但法律效果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浙江晓德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文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主要为劳务关系的主体之间只存在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彼此之间无从属性。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各自独立、地位平等，而劳动合同关系恰恰相反。

他还指出，劳务关系主要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劳动合同关系主要适用于《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等劳动人事法规。

出门旅游的退休老人（图源：图虫创意）

许霞的代理人模式，有点类似于现在网络上调侃的“把员工转成合伙人”。

一位在云南做餐饮的老板东东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自己的确在考虑把员工转成合伙人的可行性。

“我有三家门店，大概二十个员工。员工流动率比较大，不交社保其实是行业内的普遍做法。”东东坦言，根据他的初步计算，如果给大家都交上社保，每个人每个月得多花一千多块。“现在餐饮利润率是非常薄的，大家甚至都要赔本赚吆喝。如果真都要上社保，我的三家店可能至少得关两家。”

至于把员工转成合伙人的模式，东东认为这是自己在寻找的一种规避风险的方法，至少能避免自己的店铺走向倒闭。改聘退休员工也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他计划先“观望一下”。

不过，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康德智库律师张秀红在采访中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法律层面，劳动关系与合伙关系本质不同。

“劳动关系强调的是‘从属性’，表现为考勤管理、绩效考核、发固定工资；合伙关系则以‘平等性’为基础。如果公司仍然要求所谓合伙人打卡上班、接受管理、按月领薪，这种关系的本质依旧是劳动关系。因此，把员工改叫‘合伙人’，并不能让社保义务凭空消失。”她说。

张秀红表示，一旦发生纠纷，劳动仲裁和法院更看重实际用工方式，而不是合同上的称谓。企业不仅可能被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还将被责令补缴社保、支付滞纳金，同时还要承担工伤、加班费、违法解除赔偿等一系列风险。

“更严重的是，如果这种模式被大规模复制，劳动者的基本保障将被架空，社会保险制度也会失去应有的稳定性。所谓‘灵活用工’如果异化为‘规避用工’，实际上是在消耗劳动者的安全感与社会信任。”她说。

上了十天班，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许霞结束了在保险公司的工作——留下了自掏10万元给自己购买的一份保险。好在说走就走，来去轻松，足够“灵活”。

在回老家帮父亲拔了几天花生后，自称“劳碌命”的许霞又捡起做了一半的社区团购店商业计划书。她计划着，把店开起来后找几个退休的同龄好友一起来经营，“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们这工资高不到哪里去，但就是大家热热闹闹地一起，多开心嘛。”

职工养老保险缴纳人数5.34亿

和许霞的经历略有区别，柳青并没有传统职场经历。她和丈夫一起经营了一家玩具店超过20年。在2019年之前，店铺的经营权转给他人，她也乐得在家休息了两年，把小家重新整修了一番。

按照她的计划，休息两年后，年近三十的儿子就能成家，张罗完婚事后帮孩子带小孩，人生圆满。“我特别喜欢小孩。”柳青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但事情没能按照她的预期发展。去年底，柳青拿到了第一份养老保险，两千出头，照她的话来说，“够全家喝粥喝饱”，但好在有原来经营店铺的留下的一些积蓄，生活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儿子的婚事迟迟未定，带孙子的计划遥遥无期。

“跳广场舞认识的那些姐妹，她们天天嘴里抱怨带孙子孙女‘累死’，其实那个语气都是有点炫耀在的。”柳青向记者吐露心声，但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一次吵架，儿子对她说：“这么愿意带孩子就去幼儿园上班好了”。

镇上离家不远确实有家民营幼儿园在招工，要求60岁以内的女性，月薪两千。半是赌气半是补贴家用，“加上在家呆着也是刷手机”，柳青成了这家幼儿园的生活阿姨，主要负责带小朋友睡午觉、吃饭。

“交社保肯定不交的，问都不问的。我们这里养老保险都是自己交的，一年几千块，各个档位自己选。”柳青说。

她口中的养老保险全称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许霞和大部分企业员工缴纳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