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嘲笑声的掩护下，中国这个关键领域已走到美国前面
机器人想破局，赚钱很重要
127个品牌，500余台人形机器人。
2025年8月15-17日，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办，来自全球五大洲16个国家的280支队伍参赛，涵盖192支高校赛队和88支企业赛队。
这是今年以来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场机器人赛事，但不是唯一的一场。此前，机器人马拉松、机器人拳击赛、机超足球联赛……形形色色的机器人赛事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比赛，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
人形机器人，真的要走进我们的生活了吗？
其实，无论是把操作员累出工伤、甚至撞翻友商操作员的机器人赛跑，还是乌龙、滑跪频频的足球赛，以及开场第一秒就有机器人倒地不起的舞蹈表演……看过比赛之后，大家肯定能够得出结论：目前的人形机器人还远远谈不上成熟。
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现场
那么自然有人会质疑：“诸多机器人企业，砸了上百亿资金，只为了跳舞，跑步，转手帕，踢足球，而且还都做不好，这算不算不务正业搞噱头？”
实则不然，形形色色的机器人运动会，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化进程中意义重大的一环。
在推广新技术和新产业时，常常会陷入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在技术未被验证且价格高昂时，没有客户愿意购买；而没有初期的客户订单，技术就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来验证和降低成本。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美国、日本等在机器人领域也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但始终处于实验室烧钱状态，难以实现快速融资发展。
而在中国，以宇树为代表的机器人企业却率先赚钱了。
这一方面来自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的采购力。毋庸讳言，目前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主要应用场景，还是导览、表演等展示性需求，只有不计短期回报的政府支出才能支撑。
另一方面，机器人赛事，则提供了一个新的商业化路径。
抛开赛事的技术交流、融资对接作用不谈，即使在商业上，其也拥有巨大潜力。
本届赛会没有公布确切的商业收入，但仅仅从门票来看，赛事上座率极高，开幕式和首日门票都是早早售罄。
赛会门票分为128元、228元、328元、428元等档位，还有亲子双人票388元（相当于原价228元的两人票）、亲子三人票513元（相当于原价228元的三人票）。而主办场馆国家速滑馆的最大观众容量为1.2万人，即使假设机器人运动会仅开放3000个座位，那么三天下来，门票收入就可以高达数百万。
这还没有计算商业赞助收入。作为打造了“机超”赛事IP的企业，加速进化对观察者网分享了其第一届“机超”的商业化成绩——700个座位座无虚席，泸州老窖、加多宝、昆仑山、海尔等知名品牌赞助，3亿+次曝光都给了他们将比赛持续举办下去的信心。
6月的2025Robo Cup巴西机器人足球世界杯上，加速进化T1、K1两款机型纷纷夺冠，不仅让其近期完成了亿元A+轮融资，也使得其7月份产品交付量创下历史新高，两款冠军机型共交付超120台。在此次机器人运动会中有超过95%的球队都将采用他们的机器人本体参赛。
机器人赛事的如火如荼，也让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机器人培训日益发达，更多学校和家庭愿意投入资金采购机器人。
加速进化副总裁赵维晨表示，赛事场景与教育场景同频共振，“科研+竞赛”强捆绑，其足球机器人课程已进入多所高校和中学，教育场景市场更大。
在人形机器人能够实际下工厂、进家庭之前，机器人赛事为机器人找到了“用武之地”。
而对于参赛企业而言，一场赛事的高光时刻，更可能换来千万级融资与头部企业的合作邀约。
例如，4月份马拉松赛事中的佼佼者松延动力，凭借N2的优异表现，赛后斩获大量订单。据称今年上半年已斩获2000台商业化订单。
因此，机器人赛事绝不仅仅是娱乐大众的噱头，更是帮助机器人企业赚钱的高效手段。而只有赚到钱，才能打破规模化困境，帮助产业链尽快成熟。
供应链本土化持续加速
如果说机器人运动会上的展示曝光是拉动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火车头”，那么一个强大、自主且极具成本效益的供应链就是为这列火车提供源源不断动力的“发动机”。
本次机器人运动会涵盖127个品牌，汇聚500余台人形机器人的背后，中国已经打造了一个完善的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并在核心零部件实现超过70%的国产化率。
中国已经打造了一个完善的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
这一数字意味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并将产业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人形机器人的成本构成中，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和控制器是三大核心硬件，合计占到总成本的近70%。在这些关键领域，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供应商。例如，在谐波减速器领域，绿的谐波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之一；在RV减速器和行星减速器领域，中大力德、双环传动等企业也已实现批量生产和进口替代。
在伺服系统方面，汇川技术、埃斯顿等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此次北京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工”机器人所使用的伺服关节，其供应商之一就来自无锡的意优科技，这正是中国本土供应链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
中国供应链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增强了其竞争力。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今年2月发布了一份人形机器人开发和生产相关的全球100家上市公司名单。在涉及传感器、相机、马达和轴承等驱动腕和脚的装置、电池等部件的64家公司中，中国企业有21家，美国有18家。
这种高度本地化的供应链，直接促成了中国机器人在成本上的颠覆性优势。以宇树科技为例，其之所以能推出售价3.99万元的人形机器人，根本原因就在于能够从国内市场采购到价格合理的各类零部件。尽管像关节模组中的滚珠丝杠等少数高端部件成本依然高昂，但在激光雷达（LiDAR）、传感器、控制器等领域，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巨大的生产规模已经极大地压低了价格。这与美国机器人制造商往往需要依赖小批量、高成本的定制化或进口零部件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中国机器人技术和供应链领域的优势，也让外国同行们震撼不已。
英伟达Omniverse和仿真技术副总裁雷夫·勒巴雷迪安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演讲时表示，中国拥有推动机器人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
勒巴雷迪安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顶尖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人才，在物理世界技术开发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使中国能够生产出成本效益高且高效的机器人——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能力。
中国速度VS美国监管困境
除了对机器人供应链的强大支撑之外，机器人赛事还发挥着一个重要作用：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大众舆论跨越“恐怖谷”。
在X平台，有一位用户发帖感慨：“大多数美国人完全没意识到中国机器人进化得有多快、铺得有多猛。我现在下单，两三周就能送到（美国）家门口。而美国人至今连一台本土人形机器人都买不到。”
在X平台，一位用户发帖感慨
美国人买不到美国产机器人绝非虚言。以特斯拉为例，尽管其早在2021年8月就公布了机器人计划并表示在2022年发布原型机，但根据特斯拉最新的时间表，其Optimus预计于今年年底才能首批量产，且主要用于特斯拉工厂。正式的商业化元年则定在了2026年。
为何哪怕如特斯拉这样的明星企业，也依然难以迅速实现量产呢？答案有相当一部分在美国对机器人的监管体系上。
美国不仅缺乏一个专门针对机器人的联邦级别统一监管机构，对于机器人的相关法规和监管也分散在不同的部门。用“九龙治水”形容美国机器人监管现状绝非危言耸听。
如果说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主要负责无人机，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负责自动驾驶汽车还算相对权责清晰。一家企业要在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领域开展商业化尝试，潜在可能涉及的监管部门足以让诸多企业望而却步。
首先是联邦通信委员会(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现代机器人严重依赖无线通信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控制。FCC负责监管美国的州际和国际无线电、电视、有线、卫星和电缆通信。因此，人形机器人使用的任何无线通信模块（如Wi-Fi、5G）都必须获得FCC的认证，以确保其不会对其他无线电设备造成有害干扰。
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则主要关注消费者保护和反垄断。对于人形机器人而言，FTC有权调查其是否涉及虚假宣传和是否违法收集消费者环境和个人隐私数据，这也意味着机器人公司要采取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措施，保护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否则将面临FTC的执法行动。
对于工业机器人，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就是其绕不过的监管部门，作为制定和推行行业安全标准的机构，其《通用责任条款》要求雇主提供一个没有公认危险的工作环境。而一旦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仓库或任何工作场所与人类协同工作，它就必须遵守OSHA的规定。
根据现行规定，OSHA机器人将被视为一种“机器”，需要遵守现有的机器防护、电气安全以及危险能源控制（锁定/挂牌）等规定。任何部署在工业环境中的人形机器人都必须通过OSHA的安全评估。
对于出售给普通家庭的机器人，则是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的监管地带，CPSC负责保护公众免受消费品带来的不合理伤害或死亡风险。该机构帮助企业确定适用于其产品的安全要求。这意味着家用人形机器人在设计、材料和功能上都必须符合CPSC制定的安全标准，以防止对儿童或成人造成物理伤害。
除了这些监管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则是美国想当非常重要的监管部门。如果企业使用机器人或其搭载的AI算法来辅助招聘、筛选简历、评估员工表现或做出晋升、解雇等决定，那么这些行为就必须遵守反就业歧视法。
目前EEOC已经发布了相关指南，明确指出，如果AI工具或者机器人对特定受保护群体（如基于种族、性别、年龄、残疾等）产生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雇主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种“九龙治水”的局面直接导致了美国机器人领域的监管在责任认定、安全标准、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存在大量的法律空白和不确定性，一家机器人初创公司一旦遇到消费者人身事故，可能就会被各监管部门罚的倾家荡产，这无疑会抑制企业的投资意愿和部署速度。甚至有学者呼吁成立一个全新的“联邦机器人委员会”来应对这一挑战，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某种程度上，机器人的监管政策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大量的安全标准都需要在实际应用中摸索和形成，而美国监管先行的做法让应用变得不可能。
而在中国，机器人赛事提供了一个相对可控的应用场景，能够暴露机器人的安全风险，又能够在机器人和观众之间建立有效隔离。
正因如此，当观众看到诸如机器人失误、撞人这样的场面时，不会产生过多的恐惧，反而萌生出以一种对“幼崽”的宽容和宠爱，潜移默化间跨越“恐怖谷”。
由此，政策制定者也能够给机器人行业更大的包容和支持，让中国企业在技术迭代和商业化上少走了许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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