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陈刚 观察者网底线思维 上海
陈刚 日本经济研究者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为界，到2025年正好是80年，我们称之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日本仅称之为“战后80年”。若从1945年往前数80年，则是1865年，恰好是1868年明治维新前3年。
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社会体制，使这个国家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到1945年以前，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需要掠夺周边国家资源，与欧美列强争夺亚洲等地的市场。那时，日本通过对外战争来维护政治体制、实现经济现代化。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让日本尝到了战争的甜头。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让日本在随后的80年里，失去了通过对外战争获取利益的能力。然而，日本对外战争的意愿并未就此消失。
不过，从1945年以后的80年历史来看，日本不发动对外战争，不仅使日本自身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也让东亚大多数国家保有了发展的条件。在1945年到1995年的50年里，和平是日本告别战争手段、实现经济增长的根本。但1995年以后的30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失落”的状况。换句话说，前50年的和平让日本获得了发展，但后30年，和平并未让日本持续发展。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相比，在经济总量（GDP）上，日本从2010年开始落后于中国；在人均GDP方面，日本评论家大前研一认为“2027年韩国将超过日本，2028年中国台湾也将高于日本”。
既然和平不能给日本带来发展，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21年12月1日开始宣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军事）同盟有事”（“有事”在日文中沿用中国古代的用法，意为“有战事”），重新寻找参与战争、制造战争的口实。其后，日本媒体大量炒作东海、南海问题，为安倍等政治家的战争准备进行舆论宣传。
在走过80年和平期后，回顾1945年前的80年，战争提升了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造就了欧美式的社会组织形态。虽然日本遭遇了二战的失败，但上一个80年里，战争为日本战后的经济兴起提供了重要条件。一些政治家和不少媒体追忆、怀念二战前的日本，为重新参与及发动战争做了大量准备。现在，日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新战前（新しい戦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本“新战前”的社会表现及其目标指向，特别值得关注。
日本右翼分子出现年轻化趋势 资料图：路透社
“战前”的舆论与对外侵略
“（明年）谁也预测不了，但给人的感觉是，也许会进入到新战前吧。”
2022年12月23日，日本著名笑星森田一义（在日本演艺圈使用“Tamori”，这是日文将“森田”倒过来后“田森”的发音）与另一位对谈名手、畅销书《窗边的小豆豆》的作者黑柳彻子在朝日电视台的对谈节目中，黑柳问：“明年该是怎样的一个年头？”Tamori做了上述回答。此言一出，“新战前”一词在日本引起了波动。
Tamori 1945年8月22日出生于福冈县，距离昭和天皇在8月15日宣布战败刚刚过去一周。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的老艺术家也许预感到了日本将猛增军费，这个国家要从法理层面保有参加战争及发动战争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在2021年12月安倍谈“台湾有事”后，2022年12月，Tamori会提及“新战前”问题？新战前与战前又有哪些共同之处？
首先在这里明确一下日文中“战前”一词的具体含义。
“战前”在日语中是个特殊的词汇，指1926到1945年这三十年时间。之所以选择1926年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开始年份，是因为这年12月25日随着大正天皇的逝世，日本进入到了昭和时代（1926 - 1989年）。
昭和时代中的前30年（1926年到1945年），日本对外侵略行径不断：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并开始觊觎中国全境；1932年“五一五事变”，首相犬养毅被杀，军队基本控制了政治；1933年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20 - 1946年），舆论更加宣扬不惜与整个世界对立的强硬言论；到了1937年公然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对华侵略战争；1940年日本组织并参加了日德意三国联盟（轴心国），并在1941年对美宣战，直到1945年战败。
“战前”的日本舆论，用金山泰志在《近代日本的对中国感情》（中公新书，2025年2月，216页）中的表述是，对待中国的态度（感情）“从憧憬开始，逐步变为敌对，之后便是嘲笑”。
上千年的中日文化社会交往，让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有一定程度的对中国的憧憬，但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战胜大清，获得巨额战争赔偿，尝到了战争的甜头，进而有了攫取更多财富的心思。富国强兵、对外发动战争，需要在舆论方面视中国为敌。“战前”日本已经基本保有了现代工业技术，能生产飞机大炮，有数量繁多的航母敢与美国对峙，从人口上看，战胜尚处于农业、手工业状态且只有4亿人口的中国，日本有充足的信心，打算用数月，最多数年的时间全面征服中国。在舆论方面，除了煽动中日敌对外，充斥着数不尽的对中国的嘲笑。
由于日本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较短，财富积累不够充分，能够用来进行军备扩展的空间有限。甲午战争确实让日本获得了巨额财富，但要真正和美英法进行军备竞争，不得不对日本国内进行极为严酷的剥削。和欧美国家比，“战前”的日本要贫穷很多。“五一五事变”等事件中，下层军官、士兵里有不少农村出身的士兵，他们家里父母、兄弟遭受地主的残酷剥削，食不果腹，遇上灾年，不得不将家中年轻女子卖给人贩子，他们对国家政治经济强烈不满，在国内参与政变，希望改变眼前的经济环境。
到了国外，日本士兵在华侵略战争期间，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程度，大大超过欧洲战场，士兵、军工企业需要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获得财富。在将侵占之地掠夺到颗粒不留后，士兵便对敌国的平民进行大规模杀戮。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对平民的屠杀，在日本侵华期间随处可见。
这些，构成了日本“战前”对华侵略战争的重要特点。
黑柳彻子亲历了“战前”的日本社会，Tamori在战后应该从上一代人那里听到过战争的往事，看到日本舆论发生的变化。今天的日本舆论，同样开始充满了对周边国家的敌对与嘲笑，日本社会本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日本国家还在不断进行军备扩张。应该是亲眼看到了这些后，Tamori随口说出了“新战前”一词。
图为森田一义 资料图：日媒
“新战前”的舆论与战争准备
若想对“新战前”有具体认识，可看一下2025年7月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并梳理这几年日本为战争做出的准备。
参议院选举期间，笔者曾到演讲现场围观，也通过电视等媒体报道对整个选举有了大致了解。选举中，新政党借助互联网等传播方式获取民众支持，有历史的政党也竭尽全力使用新媒体，只是传播内容和效果差异巨大。
参政党等新政党宣扬排外呼声，这与便利店、餐馆店员胸牌上用片假名书写的长名字形成强烈反差，仿佛外国人抢占了本该属于日本人的工作机会。消费场景中，高级料理店内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熙熙攘攘，而廉价餐饮店里，日本人却抠抠搜搜掏出几个硬币买一碗盖浇饭充饥——外国游客与日本原住民宛如身处两个不同的世界。街头的这些景象，让参政党等新党的排外呼声更能深入人心。
自民党等老牌政党虽在排外言论上不如参政党直接，但强调日本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呼吁与周边国家对立、对峙，要求在军事方面扩军备战。这些虽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无直接关联，但在更高层面，同样是在炒作与周边国家的对立。
在日本电视节目和互联网新闻中，东京等繁华城市最好楼层被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买走的消息，常常占据主要版面。欧美人来日本购买此类房地产，普通民众尚能理解；但若是中国有钱人买走，日本人心中多不是滋味。社会底层人心生不满，尚未从中产阶层跌落到下层的社会中坚，也顿时有了难以言明的不安。
地方报纸偶尔会报道美国驻军在冲绳的犯罪情况。2024年是美军在冲绳犯罪数量为战后最多的一年，且恶性犯罪事件（日文为“粗暴犯”）数量众多。然而，只有冲绳地方报纸和地方电视台进行了简单报道，中央媒体大多讳莫如深。相反，如果中国人在日本开车出了交通事故，这必定会成为大新闻，在报道中反复播放，仿佛这种交通事故给日本社会造成的影响远比美军的粗暴犯“大”得多。
再看日本政党演讲会场的情况，日本共产党等的演讲会场门可罗雀，而电视上参政党的演讲大会却动辄有数千人，甚至过万人专程从日本各地赶来聆听。参政党的演讲内容无非是对外国人进行攻击。“参政党敢谈日本人优先，不敢谈日本优先。因为有美国优先摆在那里，谈日本优先就会触碰美国的利益。”一位日本学者对笔者如此说道。参政党的“日本人优先”中的“优先”对象并不包含美国人、欧洲人，专指那些在便利店、餐馆打工的贫穷外国人，以及那些从日本过去看不起的国家中来日本购买豪宅、吃大餐的（中国）人。
这样的舆论氛围，与扩军备战“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原经产省官员古贺茂明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专守防卫主义、防卫费不超过GDP总额的1%，这些被停用后，应该让武器出口三原则、非核三原则、宪法及防止战争的各种原理原则发挥作用。”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日本的原则、宪法已经失去了作用。
这些年，日本通过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了NSC法、特定秘密保护法，废除了武器输出三原则，推出了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使日本具备了出口武器以及与欧美国家共同研制武器的能力。在反对修改宪法的呼声依旧强烈的情况下，日本通过对现有宪法做出新的解释，得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将防卫费比率的目标值从不超过GDP的1%改为GDP的2%，实现了军费翻番。随着防卫产业强化法、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及信息安全相关法规的实施，日本为战争做好了法律及财政方面的具体准备。
日本近年来防卫费变化
主张“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决意参加战争的安倍意外遇袭死亡后，其夙愿仍在一步步推进。从电视报道中可以看到，日本为“台湾有事”制定了避难计划，还将主要军事力量以及能提前向其他国家发动进攻的导弹等部署在了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
同样以中国为敌的“战前”及“新战前”
“战前”时期，尽管日本与美国、苏联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过战争，但这些战争主要集中在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之后，至1945年8月这三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内。而1931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被日本称为“十五年战争”，大部分战争是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的，这场战争彻底破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
“新战前”阶段，日本依旧将中国作为主要敌对方，试图从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阻止中国的发展。
原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于2025年7月出版了《国家安全保障与谍报》（中央公论新社，275页）一书。北村在书中整理的日本对华体制，早已超越了战前单纯依靠日本一国军力侵略中国的方式。书中提到：
“我国主张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实行法律支配，推进航行自由，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具体提出了自由及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FOIP）。我们与亚洲、非洲、中东各国合作，在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及能力构筑方面提供支援。日美澳印战略对话（QUAD）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基础设施、海洋安全保障、气候变动、疫苗供给等方面的合作上不断扩大。日本在这些框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为地区安全及繁荣做出了贡献。我们还在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努力让FOIP构想成为东盟印度太平洋新视角（AOIP）。”
“日本海上保安厅与东南亚各国，特别是菲律宾、越南开展合作，协助这些国家提升海洋监视能力以及行使对非法渔业采取行动的能力。”
日本原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于2025年7月出版了《国家安全保障与谍报》
从北村的著述可以看出，“新战前”日本构建的对华包围圈呈现多层次结构：外围是日美合作，中间层为日美澳印联合，近处则挑动菲律宾等国挑衅中国。
在中国纪念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本一些人不仅没有反省战争给世界造成的严重灾难，反而在悄悄地构想以中国为战争对象的“新战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