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黎枳银
韩国总统李在明
据韩联社12日报道，韩国警方宣布禁止个别民间团体在首尔明洞一带举行所谓“反华”集会，并明确要求示威过程中不得辱骂游客或采取暴力行为。
韩国《京乡新闻》援引首尔南大门警察署消息称，当天接到一右翼团体的申报后立即下达限制通告，禁止其在明洞步行街及中国驻韩大使馆100米范围内举行集会或游行，同时规定不得爆粗口或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行为。
警方表示，该措施将适用于今后在明洞举行的类似活动，其他相关团体也将陆续收到通知。
这一举措得到明洞商圈商户的积极回应。当地商户组织“明洞福利会”相关人士称，过去数百人涌入狭窄街道，高喊侮辱性口号，导致部分游客受到惊吓，甚至不取餐就离开。“眼下正值中国团体游客即将免签入境的关头，我们担心情况持续恶化，如今警方出手总算让人松了一口气。”
韩媒认为，警方采取相关措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期表态密切相关。李在明9日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再次严厉批评首尔明洞一带的反华集会，并明确指示有关部门研究有效对策。
明洞商家近日也向警方施压。《韩民族日报》称，明洞观光特区协议会11日致函南大门警察署，抱怨频繁集会严重影响游客体验。该组织警告，若因此类集会导致损失持续，将考虑对组织方采取民事或刑事行动。
延伸阅读
韩国陷入"反华狂热" 韩国人发起疯来美军都拦不住
“韩国特使团：几乎所有中方人士都提及韩国内‘反华’情绪，要求韩方采取措施。”——这是韩联社和《韩民族日报》的报道标题。换句话说，北京已经注意到韩国社会的反华情绪之盛，以至于不论官员还是学者，见到来访的韩国代表团，“几乎都高调”谈及这个问题。
在当今国际社会，极少有国家像韩国这样，对中国怀有如此全面而激烈的敌意。在韩国舆论场上，“反华”不仅成为流行语，更逐渐演化为一种跨越党派、世代和阶层的“社会共识”。根据韩国《中央日报》与东亚研究所2025年6月的联合民调，超过66%的韩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年轻人群体中的比例更是高达八成。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对日本的敌意，也超过了对朝鲜的戒备。换言之，在当代韩国社会，中国已取代长期宿敌、前殖民统治者日本，成为“最不受欢迎的邻国”。
据《韩民族日报》、韩联社消息，针对近期韩国内反华示威游行及歧视外国人事件频发，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12日指出，类似事件有损韩国国家形象，要彻底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再次发生。
甚至可以说，反华在韩国已经超越了政策分歧，成为一种狂热化的社会现象，成为外交辞令都无法绕过的话题。如东德女子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李东律所说：“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根植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怨恨，这种情绪难以轻易改变。”
为何韩国会走到这一步？
韩国人发起疯来，美军都拦不住
让我们从一个典型的案例说起，它几乎可以被视为“韩国反华狂热的教科书”。
时间回到2024年底，韩国舆论场突然爆出一个耸人听闻的“内幕”：在12月3日尹锡悦实施戒严的期间，有约90人被秘密关押在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培训机构。随后，这则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开始发酵——这些人并不是普通韩国人，而是“中国间谍”，并已被秘密转移到驻韩美军基地接受审讯。
这则消息迅速被韩国右翼媒体和YouTube博主炒热。拥有百万粉丝的极右翼主播申仁均在圣诞节当天发布视频，声称这些“被捕人员”其实是操纵韩国大选的中国黑客。他搬出所谓“证据”：一份周刊文章中的模糊推测，被他演绎成中国干预韩国民主的铁证。视频播放量突破110万次，留言区里充斥着“打倒中共”“捍卫自由”的口号。
很快，这场“谍战大片”从网络蔓延到主流政治。右翼报纸刊登专栏，煞有介事地把这些人称作“中国黑客团伙”；前总理黄教安甚至在网络媒体《今日财经》发表评论，要求政府彻查此事。
虚假信息传播的高峰出现在1月16日《天空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该报道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称，99名“中国间谍”已经平泽港被转移至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该媒体1月18日后续报道称，被拘留的中国人向美国情报部门供认，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编写网络评论操纵韩国舆论。
今年1月17日，右翼倾向的韩国《天空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有99名中国人在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培训学院被捕，并被押送至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最令人瞠目的，是这套阴谋论最终被搬上宪法法院的弹劾听证会。在尹锡悦的弹劾听证会上，律师裴镇翰郑重其事地表示，这些“间谍”已被送往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并“承认”干预韩国2020年大选。另一名辩护人、宪法法院前法官赵大贤更是补刀：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左翼势力通过舞弊夺权”，戒严令势在必行——这些最初由右翼YouTube博主散布的阴谋论，如今已蔓延至韩国重大国家事务的现场。
这时，剧情已经完全脱离现实逻辑。驻韩美军方面多次公开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虚构”；韩国警方也一再辟谣。但《天空日报》依然坚称报道“99%属实”，支持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唯有他们的报道才是真相”“除了右翼媒体，别的都在说谎”。
这一荒诞案例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韩国的反华情绪并不是自发的情绪宣泄，而是一套被有组织地制造、扩散并利用的叙事。它有三个显著特征：
换言之，“中国间谍操纵韩国选举”的故事之所以能风靡，不在于它是否真实，而在于它在韩国政治中的实用价值。它是右翼政客动员支持者的武器，是右翼媒体收割流量的利器，更是韩国社会用来解释复杂困境的一剂“万能药”。
敌意的深层根源
韩国社会的反华情绪并非一夜之间爆发，而是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逐步积累、发酵，并最终固化为一种“集体常识”。按照韩国人自己的分析，其中有四个标志性事件，对韩国公众舆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2016年的萨德部署，2019年的香港风波，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中国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行径。
如果说安全、政治与疫情是推动韩国反华情绪的现实触发器，那么文化层面的“帝国主义”记忆，则是最深层的心理根源。
韩国人指控中国“试图将韩国文化纳入中国历史体系”，并如数家珍历数“行径”——例如韩国代表性菜肴泡菜，竟被宣称源自中国泡菜；诗人尹东柱竟然在百度上被标注为“朝鲜族”；韩服竟然被列为中国服饰之一……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当一名中国朝鲜族演员身着传统民族服装出现在开幕式上，韩国舆论立刻沸腾，指责中国“窃取韩国文化”；韩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犯规被罚，更是惊动四名韩国总统参选人齐刷刷发表声明谴责，“如同点燃的火柴，将韩国积聚已久的反华情绪引爆，如同气体烟雾般弥漫开来。”
要理解韩国社会为何如此容易接受反华叙事，必须追溯到其历史与文化语境。长期以来，韩国的历史叙事强调“中国霸权”形象，教科书长期强调古代中国的“宗主国姿态”与“压迫历史”，突出古代中国多次侵略朝鲜的记载，却淡化中国在抵御外侮方面的积极作用，更不提中韩在文化、贸易上的长期互动。例如，明朝援助朝鲜抗击日本的壬辰倭乱，往往被简化为“出于自身利益的干涉”；儒家典籍、汉字教育的贡献则被逐渐淡出。
这种“受害者-加害者”的历史想象，深深植入韩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中。正如前总统卢武铉所言，“中国是历史上数百次侵略韩国的国家”，这一说法固然极不严谨，却反映了韩国普遍的认知。这与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日本殖民统治给韩国造成了极大创伤，但在韩流文化的全球化与日韩安全合作的现实推动下，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排斥逐渐淡化；相比之下，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却随着教材叙事、媒体报道和社会现实不断强化。
冷战时期的反共话语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敌意。在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下，韩国社会被长期灌输对“红色渗透”的恐惧。如今，随着朝鲜问题逐渐边缘化，这种冷战话语被转移到对中国的敌意上：冷战时期关于“红色分子”渗透自由社会、图谋颠覆的论调，在当今韩国保守派针对中国的言论中清晰可见。常见论点包括中国对文在寅等左翼精英的政治影响，以及中国资本正逐步掌控韩国娱乐产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代际差异。老一辈韩国人虽因冷战思维而反共，但对汉字文化与儒家传统尚存一定的尊重与情感纽带，视中国为“温和的巨人”。他们曾亲历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贸易机遇，因此态度相对复杂。相比之下，年轻一代成长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繁荣时期，他们更多以自我为中心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认为西式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理论更加适合自己。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屡屡被灌输“中国威胁论”，也没有接受过汉字教育，对中华文化缺少亲近感，对中国的印象往往与污染、新冠疫情、威权主义等负面标签绑定。
现实压力下的替罪羊机制
如果说历史叙事和文化冲突为韩国社会播下了敌视中国的心理种子，那么现实的经济困境与社会压力则是让这颗种子迅速发芽、蔓延的养分。在过去十年里，韩国国内经济的下行、阶层的固化以及青年群体的挫败感，都在不断累积。而在这种情境下，中国成为了最顺理成章、也最“便利”的替罪羊。
在2000年代，中韩经济关系曾被描述为典型的“互补型合作”：中国需要韩国的高端制造与技术，韩国依赖中国的庞大市场与低成本生产网络。然而，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与技术创新的突破，这种关系迅速从互补转向竞争。近年来，众多中国企业正迅速追赶韩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抢占市场份额。从电子产品到造船业，从人工智能到电动汽车，中国品牌正对韩国企业集团构成威胁。
这些趋势在韩国舆论场被简化为“被中国夺走饭碗”。对普通民众而言，复杂的全球产业链被压缩成一个直观的感受：中国正在威胁韩国的生计。于是，对中国的敌意不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文化与历史层面，而是与日常生活直接挂钩。《韩国时报》就指出，相较于传统对日本的戒备，中国被视为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北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影响力已渗透至韩国民众日常生活。
除了经济竞争，跨境公共问题进一步刺激了韩国社会的反华情绪。在2018年，一份网络请愿要求韩国政府追究中国跨境空气污染责任，短短几周便获得超过27万签名。2019年中国否认韩国空气污染源自中国后，保守团体在首尔中国大使馆前发起抗议。尽管科学界对雾霾来源仍有分歧，但在公众舆论中，“雾霾来自中国”几乎成为定论。街头的灰色天空，被许多韩国人视作中国影响的最直观证据。
新冠疫情初期，韩国保守派猛烈批评文在寅政府“未能及时禁止中国航班入境”，将防疫不力归咎于所谓“对中国的屈从”。在这种叙事下，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被演绎成一场“由中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何在韩国的民调中，“新冠病毒”常常排在公众对中国的首要印象之列。
词云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民众对华普遍认知 图片来源：“应对中国：韩国和欧洲公众态度作为有效政策合作基础”项目，该项目由韩国基金会资助
如果说中韩经济竞争和跨境问题解释了社会层面的不满，那么青年一代的敌意则赋予了反华情绪最强烈的推动力。韩国的年轻人长期面对多重困境，高房价、少机会、上升通道狭窄——这一切让年轻人充满愤懑，而中国刚好成了释放挫败感的理想对象。一方面，媒体不断强调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国际地位上升，与韩国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韩国年轻人发现，他们的产业、市场乃至文化话语，似乎都在被中国“侵蚀”。于是，青年群体将愤怒外部化，把对本国社会结构的不满，转化为对中国的敌意。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是皮尤2020年调查的14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敌视中国”的国家。80%的青年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不仅高于韩国老一辈，也远高于西方同龄人。换言之，韩国的反华情绪并非来自守旧的老人群体，而是由最具未来影响力的年轻一代所主导。
“韩国案例与全球各国应对‘中国威胁’的不同反应存在若干相似之处。其核心共性在于：民众对精英政治及现有经济社会问题的挫败感，正通过这些关于中国的辩论得以宣泄。”日本《外交官》杂志分析道。
幕后黑手：谁在操控敌意？
这种敌意并非自发，而是被政治化、制度化的结果。韩国社会的反华情绪之所以能够从边缘舆论扩散为主流叙事，并逐渐制度化为国家话语，背后离不开三大推手：国内保守派政党、右翼媒体与网络平台，以及美国所施加的结构性压力。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制造敌意的链条”，把原本松散、零散的情绪汇聚成了国家战略层面的趋势。
在韩国的两极化政治格局中，保守派最善于把反华情绪转化为选举动员的资源。近年来，主要保守党“国民力量党”以及尹锡悦阵营，屡屡将中国描绘为“威胁民主的外部敌人”。国民力量党的政策白皮书明确展现其对华强硬立场，要求更强硬地应对中国的“历史歪曲”，强化美韩同盟，抵制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歌功颂德”，并主张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推行更“自信”的对华政策。
在广泛流传的阴谋论中，中国被指控窃取了2020年韩国大选；在疫情期间，保守派猛烈批评文在寅政府“未能封锁来自中国的航班”，称这是“对中国的屈从”；尹锡悦甚至公然将新冠称为“武汉病毒”，强化了“疫情＝中国责任”的叙事。2024年年底，尹锡悦在宣布戒严令时，曾援引模糊的“中国间谍活动”指控作为依据；在弹劾危机中，尹锡悦辩护团队更是屡屡公然暗示“中国间谍操控韩国选举”。
身为一国领导人，尹锡悦的种种言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总统在演讲中声称是‘中国间谍’所为，”首尔汉阳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文亨浩向《韩国先驱报》表示，“当这类言论出自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样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口时，其影响远超极端支持者的小圈子。”今年2月14日，一名身穿“美国队长”服装的韩国男子企图闯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被警方当场制止。这名男子为尹锡悦的支持者，公开宣称“将对中国大使馆进行恐袭”。
这种修辞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有意的战略。对保守派而言，反华叙事既能迎合年轻群体的情绪，也能在安全议题上强化“韩美同盟”的必要性。通过制造“中国威胁”，保守派政客一方面将内部治理的失败外部化，另一方面为自身赢得“捍卫国家安全”的政治正当性。
如果说政客是“导演”，那么右翼媒体和自媒体就是这场戏的“扩音器”。韩国的右翼新闻网站、《天空日报》等媒体，以及影响力巨大的YouTube博主，共同编织了一个“恶意中国”的舆论空间。从韩服、泡菜到古装剧中的道具细节，右翼媒体不断将文化摩擦解读为“中国文化帝国主义”。韩国网民在网络论坛与视频平台形成信息茧房，反华叙事在其中被反复强化，逐渐变成一种“常识”。
当然，要真正理解韩国反华情绪的结构性背景，不能忽视美国的作用。自“萨德事件”以来，美国在安全与战略层面对韩国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首尔放弃战略模糊，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
过去，“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思路，曾为韩国提供了外交上的灵活性。然而，美国智库和华盛顿政策圈不断批评这种“骑墙”，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公开敦促首尔“重新承诺韩美同盟”。拜登政府还要求首尔在“四方安全对话”等印太机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美国加紧对韩舆论与学术渗透，美国资金支持的智库和媒体在韩国公共话语中不断强化“中国威胁论”，许多韩国学者和记者在华盛顿的框架下接受培训或获得资助，使得反华立场在政策圈被进一步制度化。保守派抗议者在声援遭罢免的尹锡悦时，同时挥舞着韩国国旗与美国国旗。其潜台词是：亲近中国可能导致韩国疏远美国。这种零和思维在当今日益极化的韩国政坛讨论与民意调查中屡见不鲜。
韩国与中国、美国的政策协调度评分 图片来源 日本《外交官》杂志
可以说，美国是这场“反华情绪工程”的外部设计师。韩国社会的历史怨怨、经济焦虑与代际冲突本可导致复杂多元的舆论，但在美国战略推力的引导下，反华成为唯一的出口，并逐渐压制了其他可能的解释。
保守派政客提供政治动机，右翼媒体与社交平台提供舆论渠道，美国则提供战略框架与外部压力。这三股力量合流，使得反华已成为韩国的“政治正确”，即便是亲华或务实的政客，也难以逆势而行。
双刃剑：韩国的战略困境
反华情绪在韩国的快速膨胀，无疑为保守派政客和右翼媒体带来了短期红利：它能激发民族主义激情，凝聚选票，也能为某些媒体平台带来可观的流量。然而，从国家层面看，这种狂热更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赋予韩国政治动员的便利；另一方面，它却深刻削弱了韩国的外交回旋余地和战略自主性。
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韩国曾在“战略模糊”中收获过相当大的灵活性，让韩国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然而，随着反华情绪成为社会主流，这种模糊空间正在迅速消失。即便是倾向务实的自由派政客，也不得不在选举中迎合反华情绪，否则就会被对手贴上“亲华”的标签。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推动与中国缓和的政策都可能被视为“背叛民意”。例如，李在明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表示，韩国“应击沉侵犯韩国领海的中国渔船”。
另一方面，保守派虽然利用反华修辞赢得支持，但一旦执政，也必须面对现实的外交与经济困境。结果，他们在对华关系上进退维谷：既不能公开缓和，又无法承受全面对抗的代价。
换言之，韩国的外交政策正被民粹化的反华情绪“绑架”。当外交政策沦为内政政治的附庸时，首尔就很难保持灵活的战略选择。
韩国与中国经济的高度交织，意味着反华政策无法不付出代价。中国长期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半导体、化工、汽车、电池等产业链中紧密相连。任何脱钩尝试都将直接冲击韩国出口和就业。结果是，韩国既无法真正脱钩，又不得不在政治上摆出对抗姿态，形成“嘴硬心虚”的尴尬局面。
从安全层面看，反华情绪不仅没有让韩国更安全，反而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过度敌视中国，可能削弱韩国在半岛安全问题上的回旋余地。首尔如果彻底倒向华盛顿，等于放弃了通过北京影响平壤的可能性。此外，随着美中博弈加剧，韩国反华情绪的政治化使其更容易被美国纳入印太战略的前沿阵地。这意味着韩国不仅要承担对华对抗的成本，还可能在台湾、南海等并非核心利益的议题上被动站队。首尔越来越像是美国在东北亚棋盘上的前沿阵地，而非一个具备独立选择的中等强国。
除了外交与经济层面，反华狂热还在内部撕裂韩国社会。保守派与进步派在中国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放大了既有的社会对立。任何试图推动务实对华政策的声音，都会被迅速淹没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
正如光云大学金熙圭教授所警告的那样：“反华狂热是政治精英的胜利，却是国家利益的失败。”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空间本已狭窄，而这场全民化的敌意正在让空间彻底消失。
从表面看，韩国似乎在通过敌视中国来彰显国家身份和自主性；但从深层看，这种敌意本身就是被操控、被放大的结果。它反映的不是韩国的自信，而恰恰是韩国的焦虑：对产业竞争的焦虑，对社会固化的焦虑，对国际地位的焦虑。反华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种焦虑提供了宣泄口，却无法解决任何根本性问题。
这也是韩国反华主义的悖论所在：它在短期内带来政治动员与社会宣泄，却在长期中侵蚀韩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制造“中国威胁”，韩国政客或许赢得了一次选举，右翼媒体或许收获了一次流量高峰，美国或许获得了一个更顺从的盟友；但韩国作为一个国家，却失去了在复杂地缘格局中自主调适的能力。
最终，这种反华狂热并不会削弱中国，却可能拖垮韩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