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性”

“国家理性”的表述源于拉丁语“ratio status”，已有几百年历史，可追溯至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博泰罗在统治理论上的争论。马基雅维利认为，可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觉得必要就可废止法律、悬置道德。博泰罗则主张，仅仅看上去公正是不够的，君主权力必须建立在臣民某种形式的同意上。这些中世纪的论述虽已与现代政治实践相脱节，但内涵和联想依然有所保留。

之前使用“国家理性”，往往是类似这样的场景：恐怖分子试图通过劫持人质或飞机来敲诈国家，有人会说“‘国家理性’要求我们绝不能同意他们的诉求，因为国家不能被胁迫”。

社民党籍的卡洛·施米特是德国宪法之父之一，也曾明确表示“国家理性”不应凌驾于一切之上。默克尔让这个原本逐渐被遗忘的专业术语又回到了政治和社会现实中。她在2008年演讲中首先祝贺以色列建国60周年，紧接着谈到德以因纳粹对600万犹太人屠杀而建立的特殊联系，认为德国对以色列有“特殊历史责任”。默克尔还补充说“在考验时刻，这些不能只是空话”。她指的是在当时西方的视角里以色列受到伊朗核威胁，黎巴嫩局势也不稳定。在此，默克尔重申了她在联合国反对伊朗制造核武的立场。

默克尔卸任后，“交通灯”政府更是把她的表述进一步简化，将“以色列安全就是我们的‘国家理性’”写入执政协议。默茨上台执政后，延续了这样的做法。

不过，“国家理性”一说并非没有争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法学家奥尔认为，在针对以色列的议题上引用“国家理性”实属错位，因为它原本暗指国家利益高于个体自由等价值观以及一切其他利益，而非其他国家的生存。也有外交政策专家质疑：“为什么我们不能就简单地做朋友呢？”

图为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资料图）

2012年，时任德国总统高克在访以时拒绝重复“国家理性”的说法。有报道称，德国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也怀疑默克尔是否充分意识到这一说法的含义。高克和施泰因迈尔的疑虑，与他们的历史态度没有直接关联。近期高克还在节目里表示，由于战后昭彰的纳粹罪责，他永远无法与以色列为敌。施泰因迈尔也在德以建交60周年活动上表示，在二战大屠杀后，以色列愿意伸手相握，是“德国人无权期待的礼物”，但“我们接受这份礼物，始终铭记德国的罪责与我们的责任。60年后的今天，我仍对这份和解的礼物充满感激与谦卑”。

“历史责任”常被用来为德国某种外交路线辩护，但它并不能充分反映中东冲突的复杂性。假如对以色列的支持真是德国的“国家理性”，那么它就是优先于包括保护本国生存在内的其他一切政治选择的存在，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首先都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

历史学家本茨指出，德国和欧盟自视为某种守护者，“道德枷锁”让他们难以采取批判性立场。一个政治人物在特定背景下的用词，也许有一些修辞技巧或个人情感因素，但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再加上情绪化，会使一切对以色列政府做法持怀疑态度的声音，都容易被打上“缺乏道德”甚至“反犹主义”的标签。

道德义务

德国的这份特殊“历史责任”还和道德义务有关，包括维护德国境内犹太人安全及对反犹主义的零容忍。这种诚恳的赎罪心态是当代德国政治文化一个既敏感又明显的特征。学校和公共机构日复一日力促对纳粹罪行的探讨，并且还有Holocaust这样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宪法法院对刑法第130条“煽动民族仇恨罪”的解释。德国宪法第19条第1款有个“禁止个别案例法”原则，即限制性法律必须适用于无限多情况而不仅是某个具体情况，但也有例外。刑法第130条体现了对历史的坚定反思，将各种可能煽动对部分人口的仇恨或暴力的行为定为犯罪，其中专门列出第3款：公开认同、否认或淡化Holocaust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