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七天，重新认识杨振宁
今天（10月24日）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逝世的第七天。
这七天，人们在追忆中重新认识了一个杨振宁。
一
很多人原本只知道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然而经过这七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不是杨振宁最重要的科学贡献，比这更重要的，是“规范场”。他与米尔斯合作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基石之一，是与麦克斯韦方程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相媲美的最重要的基础物理理论之一。对此，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不吝赞誉“比肩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杨振宁本人对此进行过科普：物理研究世界的结构，而连接结构的“砖头”就是基本粒子，它们在几种力量作用下粘在一起。究竟是哪些力量呢？牛顿写出了万有引力的结构，麦克斯韦弄清楚了电磁力，另外有种力量（包括核的力量）方程式的基本结构就是杨振宁与米尔斯写出来的。
对于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人们也有了更深入真切的认知：1956年以前，人们都习惯自然界的左右对称，就像两个互为镜像的时钟走得一样快。直到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打破了当时几乎所有物理学家的惯性认知。杨振宁对此也做过科普解释：物理世界非常对称，可是稍微有一点错误，这个错误是因为一种奇怪的力量——弱力，弱力左右不对称。这一曾被嘲弄的理论预言后被吴健雄的实验证明，引发了巨大轰动，不到一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一速度创造了诺贝尔奖的历史纪录。
1957年12月10日，李政道（左）、杨振宁（中）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右）向他们致贺。图源：新华社
许多科学家一辈子做出一项卓越成就，就很了不起。但人们在这七天发现，杨振宁还有第三项卓越成就——他与巴克斯特各自发现的“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了统计物理和低维量子场论研究新方向，促成了量子群这一数学新领域的兴起。对此，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感慨：“这种代数结构在理论物理这么多领域的可解性方面起着如此根本的作用，真是不禁令人啧啧称奇！”
一天天过去，人们愈加明了，杨振宁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的含金量。
准确识读终其一生的贡献、成就与价值，是对一位科学家最后的致敬与最好的怀念。
二
不止于此。
七天，如果说许多人以前可能相对更熟悉杨振宁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外在身份，而现在通过一段又一段回放视频、一篇又一篇追忆文章、一次又一次触动感悟，愈加感受到了他毕生科研的真切内在——对物理的纯粹热爱，对科学和创新的前瞻洞见。
93岁时，杨振宁为国科大首届本科生纵论“物理之道”，当学生提问如何应对懈怠时，杨振宁笑答：“我不会在任何时候觉得懈怠！”
在杨振宁眼中，和谐、优雅、一致、简单、整齐，都与科学中的美特别是与理论物理中的美有关。杨振宁沉浸其中，不觉其累，更不会懈怠。
87岁时，杨振宁以“物理的诱惑”为题在复旦大学演讲。复旦大学副校长周磊当时是物理系教授，他提前收到杨振宁的幻灯片，上面只有简洁的公式和文字，他起初还有些担心会不会太艰深，“但演讲开始，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深入浅出。”
杨振宁以《物理的诱惑》为题在复旦大学演讲。图源：复旦大学
“宁拙毋巧”“学无止境”，这是杨振宁给年轻人题字时写得最多的话，也是杨振宁的科学风格，他始终保持着对新生事物的兴趣。高温超导现象首次被发现时，64岁的杨振宁对此开展研究，发现了Hubbard模型的对称性，产生了深远影响。58岁时，杨振宁首次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核心思想，这是关于一维可解模型最著名的方程，几十年后在冷原子体系中可以实现这些一维模型，年近90岁的杨振宁又像当年一样兴奋地投入研究中，且他提出的理论预言很快就被实验所证实。
行走在科学的旷野中，杨振宁还不吝分享芬芳。他亲自编选的英文版《杨振宁论文选集》，不仅收录了代表作，还有论文背后的思考过程、遇到的困境与灵光乍现的瞬间，滋养了一代代物理学人。
杨振宁不仅对冷原子、量子纠缠等物理新方向有着科学预见，对于创新也有着自己的前瞻洞见。
2008年第一届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开幕，这是我国首个以“创新”为主题的高端论坛，杨振宁以《什么是创新》为题作主旨演讲。他提到，争夺国际话语权，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重大挑战，这是一个需要有创新精神的工作。他还说，科技领域以外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模式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
三
还不止于此。
20世纪后半叶，合作对于理论物理学家而言越来越常见，这与19世纪以及之前“孤独天才”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许多人可能之前还不甚了解的是，杨振宁一生中有过许多合作者，且在广度、深度以及产出的重要性上都堪称非凡。
杨振宁的两大诺贝尔奖级成就“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和“宇称不守恒原理”，都是合作的直接产物。这在科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他的合作不仅限于粒子物理，还广泛涉足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和数学物理。
合作的背后，是开放的心态。
1977年7月，杨振宁与谷超豪、胡和生等合作研究规范场（左起：沈纯理、谷超豪、胡和生、杨振宁）。图源：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日前发文追忆，回国之初他与留学期间的导师安东·塞林格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产生了一些误会，影响到了合作。杨振宁得知后，主动邀请塞林格来清华大学访问，促成他们当面沟通，并在“墨子号”量子卫星项目中重启合作，最终实现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一位长者，以春风化雨之姿，成就后辈学者的事业，这是先生留给我的又一堂人生课。”潘建伟说。
当下，没有合作就没有“大科学”。深刻的个人洞察力与高效的团队协作相结合，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强大引擎。
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在致辞中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而今，他为自己划上了一个句号。
杨振宁说过，“我的一生可以算做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
斯人已去。七日追忆，人们更加从这位顶尖的科学家、创新的佼佼者身上看到：创新要抓大问题，着力基础研究和原创贡献；创新要有纯粹的热爱与不懈的钻研；创新要有开放合作的心态。这些对于当下，无疑是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
山高水长。今天不止是最后的告别、怀念的开始，亦是更好的前行。
原标题：《这七天，重新认识杨振宁》
题图来源：清华大学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黄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