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该恐惧的，从来不是受害者。”一句话，她把自己拽出了泥沼。

两年过去，她的日常已换成另一种刻度：每周一次心理咨询，一把白色药片，一本噩梦记录。镜头前，她的声音仍会颤抖——8月11日那天，她举着《工伤行政判决书》录制视频，手机抖到画面模糊。“这不是我想给网友的模样，却是此刻最真实的我。”

她记得丈夫那句“倾家荡产也要陪你打到底”；记得酒店前台女孩偷偷递来的纸条；记得杭州检察官把卷宗翻到卷边，只为补齐一条证据链；也记得微博私信里那些“姐姐，谢谢你没放弃”的陌生网友。

她说，因为被光照过，所以想举起火把。

案件尘埃未定，但她的邮箱、私信已塞满求助。取证难、家人劝“息事”、公司逼“自愿离职”……每一条都像复制粘贴的旧剧本。

于是，她给自己排了新的档期。

案件终审后，开专栏、拍视频，把流程、证据清单、心理援助电话做成“求生地图”；走进校园、企业，告诉女孩们“沉默才是帮凶”。

“我想告诉职场女性，遭遇侵害不是耻辱，沉默才会让施暴者更猖狂。”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案例，推动企业完善职场保护机制，让权力不对等不再成为性侵的温床。

2024年12月，崔丽丽工伤认定成功后拍摄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作为国内第一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事件，崔丽丽的胜诉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精神伤害可纳入工伤范畴”“醉酒状态不免除企业的工伤责任”，这些认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制度的模糊地带。

她也给自己留了“一棵树的时间”。

树根，扎在每周的心理诊室；树干，是仍在继续的诉讼和仲裁；树冠，则伸向更远处——她想让后来的人不必再在黑暗里赤足奔跑，而是能在树荫下歇一口气，然后继续赶路。

从哽咽到平静，从受害者到种树者，崔丽丽明白了：一个人的胜利，只有长成了一片森林，才算真正的正义。

66岁男子与情人开房发生关系后猝死 家属索赔55万

66岁已婚男子周某，与情人庄某在酒店开房发生关系后猝死，死亡医学证明载明为急性心肌梗死。事发后，周某的妻儿将庄某及酒店起诉至法院索赔55万余元。8月13日，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近期公布一审判决，周某对死亡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酒店不担责；庄某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救助措施，存在一定的过错承担次要责任，酌定其担责10%赔偿6.2万余元。

庄某家属起诉索赔55万元 资料图 图据ICphoto

男子开房后猝死

家属起诉情人及酒店索赔55万元

法院审理认定，女子庄某与周某于1982年在工作时相识，后于2023年工友聚会时重新见面并添加联系方式，之后双方分别于2023年年底、2024年6月、2024年7月14日相约见面。2024年7月14日12时55分，周某到某酒店登记入住406号房。庄某得知周某的入住信息后，于当日14时52分前往酒店406号房，后庄某于17时43分从406号房离开。

当日18时56分，庄某再次返回某酒店前台，要求前台工作人员与其一同前往406号房，庄某与酒店工作人员到406号房查看情况，酒店工作人员开门后发现周某呼叫无反应后于19时15分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于19时20分拨打110报警电话。医务人员与派出所民警到达406号房，经确认，周某在某店406号房死亡。

2024年7月15日，平南县公安局燕湖派出所出具《居民死亡证明》，证明周某于2024年7月14日被发现在406号房间死亡，经公安机关调查走访及尸表检验排除刑事案件，家属要求自行处理遗体。2024年7月16日，原告居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周某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原告庭审时陈述周某患有高血压、脑梗。

另查明，在平南县公安局燕湖派出所询问笔录中，庄某陈述与周某分别于2023年底、2024年6月、2024年7月14日发生过关系。2024年7月14日，周某在开好房后，邀请庄某到406号房，并亲自为庄某打开房门。二人发生关系结束后，周某躺在床尾，双脚放在沙发上，庄某询问其为何这样睡觉，周某说这样比较舒服，不久后周某发出呼噜声，后庄某则在另一张床上休息。庄某睡醒后，发现周某已无呼噜声，大腿上有黑点，自行判断周某已死亡，便离开酒店。

事发后，周某的妻儿将庄某及酒店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5万余元。

判决：

死者承担主要责任，酒店不担责

情人存在一定过错赔偿6万余元

法院认为，周某作为成年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周某与庄某发生性关系后，身体并无异常，而后在休息过程中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其死亡系自身疾病所致，其应对死亡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

周某的死亡系自身突发疾病引起，庄某对周某的病情事前并不知情，也不可能预测到。然而，双方在酒店相对隐蔽的空间内，庄某在发现周某呼叫不应，后既没有拨打120急救电话，也没有采取紧急救治措施，而是根据个人经验判断周某已死亡，径行离开酒店返回家里后再折返酒店等种种行为，导致周某错过最佳救治时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庄某虽不是周某的法定救助义务人，但二人作为关系密切的男女朋友，在周某身体状况出现异常且又无他人在场时，庄某有责任提供帮助，其在发现周某身体异常时自行判断其已死亡而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救助措施，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该对周某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且庄某明知周某是有妇之夫的情况下，仍与其保持不正当朋友关系，有违社会公德，违背公序良俗。

法院认为，周某死亡在房间内，而非酒店公共区域，酒店不可能随时发现房间内的状况，且周某系病理性死亡，与酒店提供的服务无因果关系，后在发现周某呼叫无应答后，酒店工作人员亦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报警，酒店已尽到了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周某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诉请酒店对周某的死亡存在过错依法无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周某因本次事故死亡，死亡之日为66周岁，法院依法核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62万余元。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酌定由被告庄某承担10%的次要赔偿责任，即被告庄某应赔偿6.2万余元。综上所述，法院判决：庄某向周某的妻儿赔偿损失6.2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