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塔利班第二次掌权，已经四年。2025年7月，在2021年阿富汗战争结束4周年之际，俄罗斯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国家，德国成为第一个许可阿富汗塔利班外交官到任履职的欧洲国家。
有数据显示，同阿富汗临时政府进行实际外交接触的国家，在过去一年内就“翻了一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的秘密接触正在进行，阿塔代表也已成为联合国主导下的阿富汗问题相关会议的常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社会一再表示关切的阿富汗包容性政府进程、女性权利问题，在过去一年没有好转，甚至进一步恶化。用国际承认换取阿塔组建包容性政府、保护女性受教育和工作权利，曾是不少国家试图推动的“交易”。但现在，这种路线是否已经彻底失败？“国际社会的策略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现在塔利班过于僵化。”原阿富汗政府内政部长穆罕默德·奥马尔·达乌扎伊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塔利班是无法替代的对话对象，但塔利班内部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
在目前参与阿富汗国际谈判进程的人士中，达乌扎伊和阿塔保持着密切接触。1996年到2001年，阿塔第一次掌权期间，达乌扎伊作为联合国官员在阿富汗工作，“几乎会见过所有塔利班领导人和高级官员”。
2001年到2021年期间，达乌扎伊先后担任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幕僚长和总统加尼的竞选团队负责人。2010年到2020年间，通过达乌扎伊与塔利班温和派的接触，原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开启了内部和解进程。此后，达乌扎伊被任命为总统和平事务特使及高级和解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深度参与阿富汗问题相关国际谈判至今。
2025年8月，在塔利班重新掌权四周年之际，达乌扎伊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坦言，阿富汗长期陷入“代理人战争”和地缘政治冲突，是许多大国关注的战略要地，这使得各国需要在战略层面考虑和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关系。不过，他希望国际社会也能采取措施支持阿塔内部的温和派获得更大的决策权，从而让阿富汗进入更积极、包容的政治进程。
“当我和塔利班内部人士通过秘密的、非正式的渠道进行私下交谈时，95％的人都赞同组建包容性政府，赞同保护女性的受教育和工作权利。”达乌扎伊说，“问题在于，对这些人来说，服从最高领袖的决定，是他们的宗教义务……塔利班温和派需要在最高层面获得决策主导权，才能改变现状。”
2024年10月21日，阿富汗霍斯特省，放学回家的女生。图/视觉中国
“特朗普回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不久前，俄罗斯正式承认“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德国也许可阿富汗临时政府派出外交官到阿富汗驻德国使团工作。更早之前，特朗普政府通过与塔利班的秘密谈判，使多名在喀布尔被拘留的美国人获释。这些动态是否意味着，“特朗普2.0”的背景下，塔利班将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
达乌扎伊：一定程度上，是的。即使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国和塔利班也进行了秘密谈判。而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就和塔利班达成了撤军协议。他总是会给谈判以机会。
不过，和2019年到2020年的美塔多哈谈判不同，当时，特朗普和阿塔都将解决驻阿美军的撤军问题作为优先事项。而现在，特朗普政府和塔利班接触的首要目标只是释放被扣押的美国人。所以，当前美国和塔利班的谈判角度不同。如果塔利班表现出灵活性，建立和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则谈判可能深入更多领域。但如果塔利班采取僵化立场，则特朗普政府更可能保持不承认塔利班，甚至加大制裁力度。
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俄罗斯承认临时政府所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俄罗斯/苏联就一直以战略眼光关注阿富汗。在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前，阿富汗的军事体系整体上是“苏俄体系”。美国人花了20年将之转变为“美国体系”。现在“美国体系”撤出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地缘政治处于一个不确定的阶段。特朗普政府也会考虑这个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阿富汗前政府时期，美国主导了阿富汗内部和解进程，但历届美国总统的态度不断反复。你如何理解美国对阿塔的政策变化？
达乌扎伊：如果从2001年的“9·11”事件谈起，小布什政府认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是一回事，“应该像对待基地组织一样对待塔利班”，当时的阿富汗政府因此无法推动内部和解进程。
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包括和平对话，在2010年促成了阿富汗政府举行的和平支尔格大会（阿富汗传统的部落议事大会），并成立了促进与塔利班对话的高级和解委员会。一年后，奥巴马政府代表和阿塔代表在德国举行了一次间接会谈，他们在同一栋楼，通过不见面的方式接触。2013年，双方在多哈设立办事处，就是这次会谈促成的。虽然这种模式遭到阿富汗政府反对，但多哈谈判进程就此开始了。
2017年，特朗普开始第一个总统任期后，宣称不喜欢秘密对话，“要么直接谈判，要么在前线击败他们”。美国和阿塔的直接谈判就此开始，并达成了《多哈协议》。拜登上台后说，这项协议是特朗普的“心肝宝贝”。出于反对特朗普的心理，拜登草率地推进撤军，导致了阿富汗的崩溃和塔利班的再次掌权。
现在，特朗普回来了。我的理解是，他会从2020年他离开时的议程开始，同时又表现出和拜登仓皇撤出阿富汗不同的立场。因此，在谈判释放囚犯之后，特朗普可能会要求阿塔归还美国武器，索要阿富汗的稀有矿产资源，以及要求塔利班将一些恐怖组织彻底驱逐出阿富汗。
据我所知，在多哈谈判进程中，阿塔曾非正式地告知美国官员：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塔利班会宣布“占领结束”，然后保持这种状态几年时间；再然后，双方可以重新谈判，让美国“像在许多中东国家一样”重返阿富汗，包括再次获得军事基地。不过，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对此有多认真，愿意走多远。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总是出人意料。在阿富汗，一切皆有可能。
穆罕默德·奥马尔·达乌扎伊 图/受访者提供
如何争取谈判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四年来，国际社会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承认进程，换取阿塔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阿富汗新政府，但这个策略似乎尚未奏效。巴基斯坦前国家安全顾问优素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这是因为塔利班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一般政治人物不同，国际社会没有给予塔利班愿意进行“交换”的利益。你如何看待阿富汗问题国际谈判进程的僵局？国际社会的策略是否错了？
达乌扎伊：国际社会的策略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现在塔利班过于僵化。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建立了一个不具有包容性的政权。2021年第二次掌权之际，塔利班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国际社会承诺会实现包容性。但事实上，现在他们只愿意接纳自己内部的包容性。他们认为塔利班内部存在少数群体，就体现了包容性。这种强硬路线，使得更大的包容性进程难以推进。
很多人说“我们必须和塔利班谈判，因为别无选择”，是的，塔利班是无法替代的对话对象，但塔利班内部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塔利班的实际决策层发生变化，谈判机会就会出现。
塔利班并非如一些人所言，完全代表某个特定的族群、部落或文化。塔利班内部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派系：宗教最高领袖阿洪扎达，政治办公室领导人巴拉达尔，军事领导团体“哈卡尼网络”。目前，主要是阿洪扎达身边有一些重要顾问强烈反对包容性政府谈判和女性权益问题。
这些人理念不同，关键在于其成员所处的社会环境。塔利班可以被视为一个“男性社会”，一些核心成员从小在宗教学校长大，那里的环境完全是男性的。
相比之下，巴拉达尔集团和“哈卡尼网络”在包容性问题上的态度比较积极。但是，过去几年，国际社会主要致力于对“哈卡尼网络”进行投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选择，因为哈卡尼家族的势力在阿富汗东部及喀布尔，他们不是坎大哈人。阿塔有“坎大哈现象”，即只有“坎大哈来的人”才有机会成为领袖。
因此，巴拉达尔集团更有可能获得塔利班政府的实际领导权，他们和已故塔利班前领导人曼苏尔的派系也有良好的关系。巴拉达尔领导的政治办公室成员长期在多哈参与谈判，与国际社会对话，是他们做出了关于包容性政府和女性权益问题的承诺。我乐观地认为，如果巴拉达尔集团能主导决策，他们会启动改革。
我还想指出，当我和塔利班内部人士通过秘密的、非正式的渠道进行私下交谈时，95％的人都赞同组建包容性政府，赞同保护女性的受教育和工作权利，赞同阿富汗需要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赞同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
问题在于，对这些人来说，服从最高领袖的决定，是他们的宗教义务。他们总认为虽然不同意最高领袖身边那些顾问的观点，但基于“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受权者”的信条，阿洪扎达是真正的权威，他们必须服从。所以，只有塔利班温和派在最高层面获得决策主导权，才能改变现状。
对此，我不建议国际社会直接将塔利班温和派领导人纳入公开谈判进程，因为强硬派会据此指责他们“为外国人工作”。但通过秘密渠道，国际社会可以赋予温和派领导人一些特权，由此鼓励其他塔利班成员转向温和派。比如，一些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会问，能否将他们的名字从旅行制裁的名单中移除。如果能受到实质性鼓励，他们在塔利班内部的支持者就会增多。
这是8月14日拍摄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图/新华社 塞夫拉赫曼·萨菲摄
症结何解？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谈道，国际社会与塔利班接触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接触的平台是否存在问题？目前，阿富汗国际谈判进程依然依赖2021年战前开始的“多哈进程”，现由联合国主导。包括你在内，阿富汗活跃人士经常批评这个进程未能聚焦于“真正解决问题”。多哈进程需要如何改革？在多哈之外，是否还需要建立其他机制来推动阿富汗的包容性对话？
达乌扎伊：我认为继续推进多哈进程毫无意义，因为谁都知道，2021年的多哈进程导致灾难性崩溃。我们应当降低对多哈进程的关注，考虑由其他参与者来推动和解进程，比如中东阿拉伯国家和阿富汗周边国家。
巴基斯坦和塔利班之间的冲突已经缓和，可以作为推动阿富汗内部对话的场所。我希望一些中东阿拉伯国家也参与进来，但我发现它们意愿不强。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选择了世俗的现代化道路，和塔利班目前的路线完全相反。双方在叙事上存在巨大反差，所以它们觉得：如果塔利班不采取灵活的姿态，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
我希望中国在这些进程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阿富汗问题的症结在于，这里存在太多的“外国代理人”，并且涉及其他地缘政治冲突。比如，当巴基斯坦和塔利班关系一度恶化时，印度就出来对塔利班表示“我们可以帮助你”。阿富汗和解进程应当避免卷入这种“负面竞争”。而中国，既未参与这种竞争，也没有在阿富汗进行“代理人战争”，中国视所有阿富汗人为朋友。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对塔利班的国际制裁仍在持续，这使得世界银行等机构难以进入阿富汗。对于缓解阿富汗民生困境，你有什么建议吗？
达乌扎伊：是的，由于制裁，阿富汗人民无法获得发展援助，现在人道援助也在减少，生活比战前更加艰难。我理解很多国家认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项目不应当交由塔利班来执行，但无论谁掌权，阿富汗人民都需要发展。
在阿塔第一次执政时期，我作为联合国官员在阿富汗工作，当时就存在两种执行体系，一种是本国政府执行项目，另一种则是由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来执行。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将国际资金提供给联合国，由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执行，专门机构最终将合同分包给国际层面和阿富汗本地的非政府组织及私营机构。这就可以保证援助切实地抵达阿富汗。我呼吁各国尽快推动开启这样的替代性渠道。
发于2025.8.18总第120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达乌扎伊：阿富汗如何开启更包容的政治进程？
记者：曹然（caoran@chinanews.com.cn）
编辑：徐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