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事医院和辖区卫健委均表示：法院已判决，按法院判决处理

日前，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涉事医院，该院医务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并不清楚朱女士被做错手术一事。患者如不满处理结果，可以走诉讼程序，法院怎么判就该怎么处理。针对此类问题，院方会按正常流程处理，对医生的处理需要视情况而定。

记者联系静安区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已经由法院判决了的事情，就按法院判决执行。”

律师说法

患者可聚焦核心诉求，多维度进一步维权

“患者维权应聚焦核心诉求，从行政、经济等维度进一步维权。”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表示：

首先，行政追责层面，补充关键证据。可收集第一助手手术时的医师执业证书及资质备案材料，若确无独立操作资质，可依据《医师执业法》第17条，主张医院“违规授权”，进而推翻“助手为唯一责任人”的认定，将责任追溯至主刀医生的监管失职；其次，启动层级监督。对静安区卫健委的处罚决定，可向上海市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同时提交《医疗事故鉴定书》中“手术方案有误”“告知缺陷”等表述，指出处罚未覆盖主刀医生的方案制定与核查责任，要求依法追加处罚；第三，向上海市医学会提交异议申请。说明鉴定报告未明确手术团队内部责任划分，申请出具补充说明；第四，同时通过合规渠道公开病历中“主刀医生记载不一致”的证据，推动监管部门重新调查。

赵良善说，患者应进一步通过民事权利救济弥补赔偿与损害的失衡。患者可申请伤残等级鉴定，鉴于肾功能已受影响，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伤残等级评定，依据《民法典》第1218条，以“损害结果加重”为由另行起诉，主张增加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追究医院欺诈责任，收集“挂专家号、知情同意书主刀为该医生、实际主刀不符”的证据链，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主张医院存在欺诈行为，要求增加赔偿金额。

“如此‘左右不分’的手术失误，本质是医疗安全核查体系的失效。”赵良善表示，此等医疗事故的酿成，最主要原因是医疗质量管理中基础流程缺失下的低级失误。根据手术安全核心规范，术前需经“患者-病历-手术部位”三重核对，且需医患共同确认标记，但本案中既无术前部位标记佐证，也无术中变更方案的紧急记录，暴露医院未落实强制核查制度。更值得警惕的是，健康的右侧输尿管被手术操作后，术后护理与复查环节仍未发现异常，说明全流程质量监控存在“盲区”，这种漏洞比单纯的操作失误更具危害性。

赵良善说，其次是责任划分机制中“集体负责”掩盖了权责真空。现行制度对手术团队责任的界定模糊，或导致“主刀隐身、助手担责”的怪象。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5条，主刀医生作为手术第一责任人，应对手术方案执行、部位确认等核心环节负总责，但本案中卫生行政部门仅以“实际操作人”为由处罚助手，忽视主刀医生的核查与监管义务。这种“只看操作、不问监管”的认定逻辑，将主刀医生的核心责任稀释为“团队责任”，最终陷入“集体负责=无人负责”的制度陷阱，与“谁主导、谁负责”的医疗责任基本原则相悖。

“当事人还身陷民事与行政救济双重消耗。”赵良善称，朱女士的4年维权之路，折射出患者在“双线作战”中的被动处境。民事诉讼中，医院虽因全责被判赔偿，但5.4万元赔偿与肾功能损害的长期影响严重不匹配；行政诉讼中，三级法院均采信涉事医院关联人员的询问笔录，未对“主刀医生记载与实际操作不符”“助手资质是否合规”等核心疑点深入核查。这种程序设计下，患者既要证明医疗损害，又要举证行政机关处罚不当，时间成本与心理损耗巨大，最终演变为对维权耐心的考验。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杨德合 编辑 刘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