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包括和平对话，在2010年促成了阿富汗政府举行的和平支尔格大会（阿富汗传统的部落议事大会），并成立了促进与塔利班对话的高级和解委员会。一年后，奥巴马政府代表和阿塔代表在德国举行了一次间接会谈，他们在同一栋楼，通过不见面的方式接触。2013年，双方在多哈设立办事处，就是这次会谈促成的。虽然这种模式遭到阿富汗政府反对，但多哈谈判进程就此开始了。

2017年，特朗普开始第一个总统任期后，宣称不喜欢秘密对话，“要么直接谈判，要么在前线击败他们”。美国和阿塔的直接谈判就此开始，并达成了《多哈协议》。拜登上台后说，这项协议是特朗普的“心肝宝贝”。出于反对特朗普的心理，拜登草率地推进撤军，导致了阿富汗的崩溃和塔利班的再次掌权。

现在，特朗普回来了。我的理解是，他会从2020年他离开时的议程开始，同时又表现出和拜登仓皇撤出阿富汗不同的立场。因此，在谈判释放囚犯之后，特朗普可能会要求阿塔归还美国武器，索要阿富汗的稀有矿产资源，以及要求塔利班将一些恐怖组织彻底驱逐出阿富汗。

据我所知，在多哈谈判进程中，阿塔曾非正式地告知美国官员：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塔利班会宣布“占领结束”，然后保持这种状态几年时间；再然后，双方可以重新谈判，让美国“像在许多中东国家一样”重返阿富汗，包括再次获得军事基地。不过，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对此有多认真，愿意走多远。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总是出人意料。在阿富汗，一切皆有可能。

穆罕默德·奥马尔·达乌扎伊 图/受访者提供

如何争取谈判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四年来，国际社会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承认进程，换取阿塔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阿富汗新政府，但这个策略似乎尚未奏效。巴基斯坦前国家安全顾问优素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这是因为塔利班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一般政治人物不同，国际社会没有给予塔利班愿意进行“交换”的利益。你如何看待阿富汗问题国际谈判进程的僵局？国际社会的策略是否错了？

达乌扎伊：国际社会的策略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现在塔利班过于僵化。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建立了一个不具有包容性的政权。2021年第二次掌权之际，塔利班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国际社会承诺会实现包容性。但事实上，现在他们只愿意接纳自己内部的包容性。他们认为塔利班内部存在少数群体，就体现了包容性。这种强硬路线，使得更大的包容性进程难以推进。

很多人说“我们必须和塔利班谈判，因为别无选择”，是的，塔利班是无法替代的对话对象，但塔利班内部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塔利班的实际决策层发生变化，谈判机会就会出现。

塔利班并非如一些人所言，完全代表某个特定的族群、部落或文化。塔利班内部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派系：宗教最高领袖阿洪扎达，政治办公室领导人巴拉达尔，军事领导团体“哈卡尼网络”。目前，主要是阿洪扎达身边有一些重要顾问强烈反对包容性政府谈判和女性权益问题。

这些人理念不同，关键在于其成员所处的社会环境。塔利班可以被视为一个“男性社会”，一些核心成员从小在宗教学校长大，那里的环境完全是男性的。

相比之下，巴拉达尔集团和“哈卡尼网络”在包容性问题上的态度比较积极。但是，过去几年，国际社会主要致力于对“哈卡尼网络”进行投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选择，因为哈卡尼家族的势力在阿富汗东部及喀布尔，他们不是坎大哈人。阿塔有“坎大哈现象”，即只有“坎大哈来的人”才有机会成为领袖。

因此，巴拉达尔集团更有可能获得塔利班政府的实际领导权，他们和已故塔利班前领导人曼苏尔的派系也有良好的关系。巴拉达尔领导的政治办公室成员长期在多哈参与谈判，与国际社会对话，是他们做出了关于包容性政府和女性权益问题的承诺。我乐观地认为，如果巴拉达尔集团能主导决策，他们会启动改革。

我还想指出，当我和塔利班内部人士通过秘密的、非正式的渠道进行私下交谈时，95％的人都赞同组建包容性政府，赞同保护女性的受教育和工作权利，赞同阿富汗需要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赞同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

问题在于，对这些人来说，服从最高领袖的决定，是他们的宗教义务。他们总认为虽然不同意最高领袖身边那些顾问的观点，但基于“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受权者”的信条，阿洪扎达是真正的权威，他们必须服从。所以，只有塔利班温和派在最高层面获得决策主导权，才能改变现状。